錢穆來北平后進入的燕京大學，于1929年在中國注冊，按當時中國政府教育部規(guī)定，凡外國勢力在華創(chuàng)辦學校，校長必須是中國人，因而當時燕大的校長由滿清的老翰林，曾做過民國教育部副部長的吳雷川出任。其實中國人心知肚明，吳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真正拿大頂、主持校務的是美國人司徒雷登博士。那些受聘來燕大任教的美籍教員既不把吳雷川放在眼里，也不信任中國的董事會，他們把“校長”翻譯成chancellor，司徒雷登改稱“校務長”，翻譯成英文就是 president。而美國大學校長可以稱 chancellor，也可以稱 president。如此這般驢打滾式地反復包裝搗騰，美國人被弄得眼花繚亂，根本不知道燕大在中國政府立了案，更不知還有了一位中國校長。而在中國杭州出生、成長的司徒雷登，自然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以中國人的柔道或稱“搗漿糊”術來對待美國人，根本不去做任何解釋。因而從燕大注冊一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司徒雷登的職務一直是“校務長”或“教務長”——即美國人認為的校長。司徒雷登就是以這樣的“法術”取得了中美雙方的認可。

據錢穆說，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設宴招待新來的教員，錢亦在其內，司徒問來者對燕大印象如何，作為在鄉(xiāng)村小學、中學教了18年書的土包子錢穆，對司徒雷登制定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含義稀里糊涂，更不會明白此語源自《圣經》中的一句話：“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3]從未出過家門，只知道“自古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錢氏，竟呆頭呆腦、不知好歹地說：“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為此開校務會議，遂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它建筑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有一湖，景色絕佳，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實由余發(fā)之。有人知其事，戲謂余曰，君提此議，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樓，并與胡適名各占一樓，此誠君之榮矣。”對于燕大的這一決定，錢氏自以為得意，實不知甚蹩足也，特別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爆發(fā)有年的北京城，錢氏拿他老家祖宅土得掉渣的一套陳腐朽敗東西當作寶貝顯耀并強加于人，更是近乎荒唐。按照錢的思想和觀點，燕京大學最好不叫燕大，而改稱為阿貴、發(fā)財、來福、得子，或者狗剩大，狗蛋大等等大學最為中國化，可惜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