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羅家倫的說法，五四運動他才是真正的總指揮而不是傅斯年，傅斯年的影子只是其文中偶爾出現過幾次，與羅的“烈烈功勛”相比，實在微不足道。但據后來成為中共高官的許德衍回憶，傅不但不是五四運動的總指揮，還是一個陰險狡猾、投機鉆營的跳梁小丑和叛徒、內奸與賣國賊式的人物。至于總指揮一角，許氏似乎當仁不讓。

許德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1918年11月)，協(xié)約國勝利了，德國失敗了，中國因為參加了協(xié)約國，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勝利國’，一時‘公理戰(zhàn)勝強權’的口號高唱入云。受美英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等人，大肆宣揚美國的‘民主’，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騙人的‘和平十四條’，被宣揚成‘民主的象征’。留美歸國的杜威的學生蔣夢麟曾把它翻譯出來。北大學生傅斯年為討好胡適，自夸說可以把‘和平十四條’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在胡適影響之下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俞平伯、徐彥之、毛子水等，辦了一個《新潮》雜志，后來參加的還有汪敬熙等。《新潮》雜志在出版時自吹自擂，刊登廣告自稱是‘北京大學之新潮’。由于胡適的關系，北京大學每月出大洋400元作為《新潮》的津貼費用。這個刊物主張白話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運動，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于反侵略、反賣國的運動卻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又說：早在五四運動之前的“1918年5月，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軍事秘密協(xié)定舉行集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酷鎮(zhèn)壓，全體留日學生反抗這種暴行，罷課回國。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學生的積極響應。5月中旬，歸國學生代表李達、龔德柏等到了北京，與我們見面。經過幾天的奔走醞釀，北京學生于5月21日發(fā)動了向統(tǒng)治當局示威請愿運動。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運動，參加這次運動的有北大、高師、高工等學校2000多人。當時推出向公府(即總統(tǒng)府)請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游行請愿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但是，這次運動出于倉促，準備不夠，又因學生從來不問政治，因而沒有發(fā)生所希望達到的影響。同時，北京大學思想不一致，內部有一幫學生如傅斯年、范愷、吳澄、楊濟華、曾劭勛等人破壞此次學生愛國運動。他們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說我們‘要糾眾造反，向政府請愿示威’，‘這運動只是少數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云云。傅斯年等人這種卑劣無恥行為，受到了蔡校長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學生的鄙視，同時也給了我們以教訓，使我們深感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