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贏得選舉后不久，鮑威爾接到奧爾布賴特的電話，問我和他能不能就此事發(fā)表意見。2001年1月初，我陪同尚未正式就任的布什從得克薩斯到華盛頓準備交接。在杜勒斯機場著陸后，我離開隨行人員，直接去了鮑威爾的府邸。政務助理國務卿溫迪·謝爾曼和國安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主管杰克·普里查德在鮑威爾家的餐廳將他們的計劃告訴了我們。但我們并沒有發(fā)表意見，盡管尚未就職的布什當上總統(tǒng)已是板上釘釘?shù)氖隆Ｎ覀兗葲]有在私下里也沒有公開發(fā)表我們對此事持懷疑的態(tài)度。最后，我們并沒有就此次會議召開的時間達成一致意見，而會議的內(nèi)容無非是敦促朝鮮答應放棄導彈試驗和研究，以換取美國的援助，克林頓的平壤之行也告吹了。

這也是迄今為止在過渡時期兩屆政府的外交政策顧問之間對某項政策最詳細的探討。后來，我們針對“基地”組織也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但回想起來，在過渡時期，當年克林頓政府與即將上任的布什政府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朝鮮問題，而非恐怖主義問題。

我們跟金大中總統(tǒng)的會面被安排在2001年3月7日。金大中在許多方面都值得尊敬。20世紀80年代，韓國總統(tǒng)全斗煥掌管韓國軍權時，他還在坐牢?？梢院敛豢鋸埖卣f，他當初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是美國向韓國當局求情的結果。金大中上任時已是高齡，此人溫良謙恭，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他所倡導的“陽光政策” 可跟朝鮮合作，或許最終能改變其政權性質(zhì)。該政策提倡大力對朝鮮進行援助，幾乎不求回報。一方面，韓國推出“陽光政策”；另一方面，美國要求嚴格執(zhí)行《框架協(xié)議》，兩者發(fā)生沖突也就在所難免。有人認為，金大中幾乎不惜任何代價避免跟金正日發(fā)生沖突。

金大中到訪前一日，我們舉行了首腦會議，再度討論當局應該采取何種方法。會議達成一致意見：我們不會公開批評“陽光政策”，但我們也將明確地告訴金大中，美國會尋求別的方式解決朝鮮問題。沒人愿意讓韓國難堪，但他必須理解我們無意繼續(xù)執(zhí)行《框架協(xié)議》。那天下午，我走到總統(tǒng)辦公室，將我們商議的結果向他做了匯報，他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5點，我在華盛頓市中心七號大街臨時寓所的電話突然響起。當年我在加州習慣早起晨練，現(xiàn)在也會堅持鍛煉，但也沒那么早，當時我睡得正香。那間公寓很小，但我也得下床走到起居室才能接電話。這幾年來，總統(tǒng)經(jīng)常會直接給我打電話。我的號碼被他設置了快速撥號鍵，這多少也讓我感到受寵若驚。當我聽見電話那頭的接線員大聲說“是總統(tǒng)的電話”時，我睡意全消，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緒。“你看《華盛頓郵報》了嗎？”總統(tǒng)問。

“沒呢，總統(tǒng)先生。”我說。

“那趕緊去外面拿?！彼f話惜字如金，恰好表明他當時焦慮的心態(tài)。

我披上長袍，到外面拿了報紙，幸虧這次報紙送得早了點兒?！胺紸20頁?！贝煮w字的標題下是對鮑威爾的采訪報告，他在文章中說，我們將告訴韓國，美國會繼續(xù)依照克林頓政府的方式跟朝鮮交涉?！澳阋姨幚磉@事，還是由你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