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英國牛津大學經濟系博士，可說是一語道破埃及人的真正難題與追求。他同時又指出埃及式的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但，無論是按那個國情的新自由主義，其最終目的，都是打開市場，主導世界，而所依靠的就是金權政治：政治權力與跨國企業(yè)的結合。

2004年6月在八國集團峰會舉行之前，一份由美國草擬的“八國集團大中東計劃”工作檔案被涉露了。該檔案中有一個主題：在中東推動相當于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倒臺后的大規(guī)模經濟變革。其所依靠的手段，可見的是支持親美獨裁者，以軍援換取政治經濟領域上的合作，又或以戰(zhàn)爭鏟除反美獨裁政權，推銷美式民主，為新自由經濟政策鋪路，同時也消減對以色列的威脅危機。

但，吊詭的是，美國的中東政策，同時卻孕育出該地區(qū)的恐怖主義，影響全球安全。

我走出國家統(tǒng)計局，面前是縱橫交錯的公路，附近是新舊交替的建筑物，人與車都在爭路，要爭奪主導權。而一直在阿拉伯地區(qū)擁有主導權的大國，會就此放棄嗎？

美國知名政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他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 Politics)中指出：“國際政治即大國政治……大國政治為何處于一種悲劇狀態(tài)？因為大國注定要進犯他國……大國……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霸權……它們除了追求權力和征服其他國家之外別無選擇。”

這個理論多少是沖著“中國崛起”而來，欲證明中國崛起的潛在威脅。不過，在中國崛起之前，西方大國的意志已在阿拉伯地區(qū)如幽靈不散。

“沒有公義，便沒有和平！”這是我?guī)啄觊g在中東采訪，最常聽到的口號。想不到，這亦是世界動蕩之源。

借利比亞反卡達菲的起義行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約) 以“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和“保護平民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軍援革命軍，合力達成政權轉移的目的。

當阿拉伯人民向世界顯示了一種新群眾運動時，西方大國亦從中尋找出一種新的介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