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伯說，噢，是這樣。然后又問我：“迪化”這兩個字，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說，迪化的“化”應該是同化的意思。因為迪化是在新疆嘛，我馬上聯想到，新疆是少數民族的自治區(qū)。但是對這個“迪”字，當時我沒來得及深想。七伯聽了還是很高興，鼓勵我說：哎，你這個答得不錯。伯伯就講，“迪化”，迪就是“啟發(fā)”的意思。這是過去對我們少數民族的一種不尊重，對新疆要“啟迪”，“同化”。

七伯接著又問，你能舉出多少像這樣的地名，就是類似對少數民族帶有歧視或侮辱性的。我和在軍就邊想邊說，回答七伯的提問，伯伯在一旁也幫我倆提醒，幫助湊。比方說“綏遠”，原來有個“綏遠省”。比如說“鎮(zhèn)南關”，當時已改成“睦南關”。比如說“安東”，改成“丹東”。還有“撫順”、“安塞”，等等。類似的地名，當時一起湊了不少。七伯就講，你看，我們過去大漢族哇，對少數民族有所歧視。有的現在都已經是國家了。我們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各個民族之間都是一律平等，各個國家之間也都是一律平等。

平時跟七伯、七媽在一起談心，他倆都是以這種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我們晚輩，總是針對現實的問題，深入淺出地給我們以教育啟發(fā)。

再一個例子，七伯有著高度的原則性，對待和處理任何事情，旗幟都非常鮮明。在伯伯那兒談話，他對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可以聽我們匯報工作情況，他也借這個機會做一些調查研究，但是從來不會輕易表態(tài)，更不準我們傳達他的意見。這是一個原則。這個道理我們也都明白，從來不給七伯轉信或傳話，這是紀律。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這是1955年，我還在重慶工作，有一次到北京來匯報有關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情況。當時，開展肅反運動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打擊面寬了的問題。這一點我是后來才明白的。那次來京匯報中間，去西花廳看望七伯、七媽。伯伯聽我說起是來匯報“肅反”的事情，神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專注。他問我：你這個單位的運動進行得怎么樣，查出一些什么問題？因為我是專程來總后勤部匯報這件事，所以回答得很清楚：我們這個單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等等。七伯聽后，馬上就說：這里面有問題。他問我們是個什么樣的單位，我回答是個軍級單位。伯伯就說：一個軍級單位，何況是部隊，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這可是關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接著說，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們單位的領導同志，就說是我的意見。我回到重慶后，立即向本單位的黨委書記、政治委員匯報了，這位領導同志名叫盧南樵，后來擔任過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員。當時我向他匯報說，周總理有這個指示，聽說我們查出了這么多反革命，有這么多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總理說，不可能那么多，打擊面寬了。盧南樵同志十分重視，立即召開黨委會，傳達學習周總理的指示，并當即采取措施貫徹落實，如實糾正偏差，保護了一大批人。

這個例子說明，伯伯歷來關心和愛護所有的人。正如我們后來在一首歌中說的那樣：“把所有的愛裝在他的心上”。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這樣。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絕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