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不要鐵路？
火燒太和門再次引起爭論/蒸汽機和鐵路的完美結(jié)合/外國人的試探及吳淞鐵路的命運/一場以洋務(wù)派失敗告終的爭論/一條悄悄試辦的鐵路/反對借洋債修鐵路的浪潮/鐵路延伸到天津/津通鐵路之爭及一位主角的出場/“軌道平鋪瀛秀園”
中國要不要鐵路？這早已不成為一個問題。
然而，在光緒十五年，當思想先行者的理性思維早已深入到比較各種政治體制的優(yōu)劣時，朝堂上仍然在為中國要不要鐵路而爭論不已，至此，已經(jīng)爭論了二三十年……
圍繞這一爭論，留下了許多歷史文獻，留下一些意味深長的故事，也留下了許多奇文妙語，見證著鐵路進入中國艱難曲折的歷程，見證著當年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角逐，也見證著各種不同觀念的激烈交鋒……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夜間，紫禁城內(nèi)烈火熊熊，發(fā)生了火災(zāi)！
起火的地點在貞度門。恭親王、醇親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nèi)務(wù)府大臣聞訊紛紛趕來，督促指揮官員、兵丁撲救。隆冬臘月，風高火急，缺少水源，大火延燒，不僅燒毀了貞度門，燒毀了幾間庫房，竟把太和門也燒毀了。
太和門是太和殿的正門，而太和殿是皇家舉行各種典禮的所在。轉(zhuǎn)過年來，光緒皇帝就要舉行大婚大典、親政大典，偏偏在這個時候?qū)m里發(fā)生了火災(zāi)，偏偏在這個時候燒了要舉行典禮的太和門，太后和王公大臣們的心里都好像灌了鉛，沉甸甸的。
按照傳統(tǒng)的迷信的說法，這些災(zāi)禍都是老天爺發(fā)了怒，在提出警告。是什么引起了天怒人怨呢？
六天以后，二十日慈禧太后作出了反應(yīng)：下令頤和園工程除了佛宇和正路殿座外，一律停止，以昭節(jié)儉。
同一天里，奉太后懿旨：
余聯(lián)沅、屠仁守等、洪良品等奏請停辦鐵路折三件，徐會澧等折內(nèi)請停鐵路一條，著海軍衙門會同軍機大臣妥議具奏。
在此之前，十月二十七日，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以醇親王奕譞領(lǐng)銜上了一道奏折，報告新修的津沽鐵路已經(jīng)完工；因為鐵路是“今日自強之急務(wù)”，打算同意李鴻章的建議，由中國鐵路公司接著修造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半個月后，國子監(jiān)祭酒盛昱、河南道監(jiān)察御史余聯(lián)沅、山西道監(jiān)察御史屠仁守等相繼上書反對修建津通鐵路?；馂?zāi)后,十八日屠仁守和戶科給事中洪良品再次上書反對鐵路，并要求將此事交“群臣廷議”。
受到慈禧二十日懿旨的鼓舞，二十一日禮部尚書奎潤等、戶部尚書翁同龢等、倉場侍郎游百川、內(nèi)閣學士文治等人同一天上奏反對修津通鐵路。
由此，延續(xù)了十余年之久的中國要不要修鐵路的爭論再次掀起高潮。
洋務(wù)運動，是在晚清政府內(nèi)部洋務(wù)派與頑固派之間不斷碰撞、斗爭的過程中逐步艱難推進的，三十年來大大小小的爭論從來就不曾停止過，有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館招收正途出身學員的大爭論、同治十三年制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的大爭論，其中爭論得最激烈、影響最廣泛、延續(xù)的時間最長久的卻是要不要修鐵路的爭論。鐵路在中國坎坷而曲折的命運，淋漓盡致地顯示了保守派封建士大夫?qū)ν獠渴澜缑Ｈ粺o知卻又心懷畏懼、竭力抗拒的心態(tài)，同時也暴露了洋務(wù)派自身的被動、軟弱和渙散，集中地反映了中國早期現(xiàn)代遇到的巨大阻力。
鐵路是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物，鐵路又促進了工業(yè)革命。
鐵路是氣勢恢弘的鋼鐵工業(yè)和煤炭工業(yè)結(jié)合的共同體，是資本主義工業(yè)和世界貿(mào)易發(fā)展最顯著的標志。
光緒十五年，當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們還在為他們反對修鐵路的奏折嘔心瀝血、絞盡腦汁的時候，鐵路作為一個急劇地改變世界的巨大動力，已經(jīng)存在了六十年。1830年英國利物浦至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通車，已經(jīng)宣告了鐵路時代的到來。
在有火車之前，人類的交通運輸工具基本上是兩種，水上行船，陸地行車。車或用人力，或用畜力；船或用人力，或用風力。但人力弱小，畜力不能用于水上，風力不易控制，動力問題成了制約交通運輸事業(yè)并影響世界貿(mào)易發(fā)展的瓶頸。18世紀中葉在英國發(fā)起的第一次工業(yè)革命，誕生了瓦特的蒸汽機，帶來了新的動力，紡織業(yè)、鋼鐵、煤炭產(chǎn)量成倍甚至上十倍地增長，使世界工業(yè)發(fā)展速度和格局發(fā)生了地覆天翻的變化。商品激增，社會經(jīng)濟生活空前活躍，對交通運輸?shù)陌l(fā)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利物浦至曼徹斯特鐵路的通車，意味著成功地將蒸汽機用于陸路運輸，并與另一個重大的發(fā)明——用鐵軌鋪成的鐵路完美地結(jié)合起來了。
在今天我們的觀念中，火車和鐵路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沒有鐵路，火車寸步難行；沒有火車，似乎鐵路也失去了意義。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中，首先出現(xiàn)的卻是鐵路。西方有人把鐵路的淵源最早追溯到石器時期馬耳他人滾動石球的平行溝漕；更為可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特蘭西瓦尼亞高低不平的礦井里，運煤的礦車在木頭鋪成的軌道上行駛，大大提高了運輸?shù)男省Ｓ?7世紀用類似的木軌路把煤運到太恩河畔的煤倉。以后隨著冶金業(yè)的發(fā)展，礦工們先是用鐵皮把木軌包起來，然后又代之以完全的鐵軌。到了18世紀中葉，在英國這種鐵路已經(jīng)普遍用于將煤從礦井運到碼頭或煤倉，據(jù)說一個婦女或小孩可以拉動一輛載重七八百公斤的貨車，一匹馬則可以拉動22匹馬在普通道路上拉動的貨物。
將蒸汽機與鐵路聯(lián)系起來，并于1802年造出第一輛蒸汽機車的是英國人特里維西克(1771—1833)，他證明了光滑的金屬輪子在光滑的金屬軌道上完全可產(chǎn)生足夠的牽引力，但是卻遇到了動力不足、車軸車軌斷裂、振動太大等一系列難題。斯蒂芬遜(1781—1848)繼承了這一事業(yè)，1814年他研制的蒸汽機車在達林頓礦區(qū)的鐵路上試運行，火車開動時濃煙滾滾，火星飛濺，大有地動山搖之勢。坐在車上的人煙塵滿面，被顛簸得筋疲力盡，據(jù)說還有幾位大人物摔傷了。令人欣慰的是載重量和速度都很理想。斯蒂芬遜毫不氣餒，不斷改進他的設(shè)計，在車廂下加上減震彈簧，用韌性的熟鐵代替脆性的生鐵，在枕木下加鋪碎石，增加車輪來分散機車的重量，將鍋爐放在車頭后以防爆炸，等等。機車一步步趨向于完善。
1823年，斯蒂芬遜主持修建斯多克頓至達林頓之間的第一條商用鐵路，將火車推向?qū)嵱谩?825年9月27日，他親自駕駛自己設(shè)計制造的“旅行號”試車。為了可靠，他還同時采用了馬匹作為動力。機車牽動著6節(jié)煤車、20節(jié)擠滿旅客的客車，載重達90噸，時速為15公里。鐵路兩旁人山人海，有人騎著馬跟著列車奔跑，歡呼這一奇跡。1830年，他主持修建的第二條鐵路竣工，這一次他駕駛的“火箭號”完全使用蒸汽動力，平均時速達到29公里，由利物浦順利到達曼徹斯特。短短數(shù)年內(nèi)，鐵路支配了長途運輸，它運送旅客和貨物比水運和公路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廉。1838年英國開始擁有500英里鐵路，到了1850年已達到6 600英里，1870年英國鐵路飛躍到15 500英里。
鐵路一旦出現(xiàn)，立即成為各個工業(yè)國家的寵兒。繼英國之后，美國1828年修建了第一條鐵路，法國于1830年、德國于1835年、俄國和意大利也都在三十年代建成了本國的第一條鐵路。此后興起的鐵路熱，不到二十年便使歐洲發(fā)達國家建成了遍布全國的鐵路網(wǎng)。火車汽笛響徹歐洲大陸，宣告了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勝利完成。
歐洲火車的風馳電掣，使世界認識到鐵路運輸?shù)膬?yōu)越性。南美的巴西、亞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也都在19世紀50年代推出了自己的鐵路。我們的東鄰日本雖然起步較遲，也在1872年建成了東京到橫濱的鐵路。
直到此時，世界大國中，唯有中國還沒有一寸鐵路。
精明的外國商人并沒有忘記中國這塊未開墾的處女地。
同治二年,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的戰(zhàn)事正在緊張進行，蘇州尚在太平軍占領(lǐng)下。外國在上海的27家洋行聯(lián)合組成蘇滬鐵路公司，上書江蘇巡撫李鴻章，要求按照各國通行辦法,承辦上海至蘇州的鐵路。李鴻章拒絕了。
同年秋天，英國鐵路工程師斯蒂文生爵士來華考察,在廣泛聽取在華外國人和中國商人的意見后，他建議：“一開始就決定一個綜合的鐵路系統(tǒng)計劃，使所有的鐵路都按照這個系統(tǒng)建造，這樣，就可避免英國人由于缺乏這種鐵路系統(tǒng)而發(fā)生的禍害?！辈⑻岢鲞@些計劃應(yīng)該由清政府自行辦理；以漢口為中心，用鐵路干線把它和天津、上海、廣州這四大商業(yè)中心連結(jié)；首先修建從北京至天津、上海至蘇州、廣州至佛山這三條最有利可圖的線路。這些建議被視為空中樓閣，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同治四年，英國商人杜蘭德為了在中國推廣鐵路，于北京宣武門外建了一里來長的小鐵路作為示范。他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效果適得其反，火車竟被一些人看做是妖魔鬼怪，一時謠言四起，整個北京沸沸揚揚，差一點鬧出了大事。負責京城治安的步兵統(tǒng)領(lǐng)衙門下令將鐵路拆毀,才將事態(tài)平息。
在華的外國人并不甘心。1872年，美駐滬副領(lǐng)事奧立維·布拉特福又開始籌劃修建從吳淞口至公共租界的鐵路。這次他們根本不打算得到清政府的批準，一開始就瞞天過海，宣稱只是修筑“尋常馬路”，騙購了鐵路用地。后來因經(jīng)費開支巨大，將工程轉(zhuǎn)讓給經(jīng)濟實力雄厚的英商怡和洋行。1876年怡和繼續(xù)將鐵路器材謊稱為馬路器材蒙混進口，以修好的馬路作路基，鋪上了鐵軌。同年12月1日吳淞鐵路全線通車，全長14.5公里，牽引小型客商車，時速為24—32公里。
清政府發(fā)現(xiàn)英商擅自修鐵路，一再抗議、交涉，令其停止，都沒有起作用。后來改變策略，打算設(shè)法收回。1877年8月火車軋死行人，引起民眾憤怒，鐵路被迫暫行停駛。李鴻章派遣盛宣懷、朱其詔會同吳松太道馮焌光與英方談判，于10月達成協(xié)議，以一年為限，出銀28.5萬兩將吳淞路買斷。1877年路款付清，吳淞路收歸清政府所有。
從1876年12月至1877年8月25日，吳淞路共運送旅客16萬多人次，平均每英里每周可賺27英鎊，與英國國內(nèi)鐵路的日利潤率相當。鐵路運輸快、贏利多，中國人開始認識到鐵路的好處。收回后如何處理？李鴻章主張交由華商集股經(jīng)營，當時上海等地的商人145人曾向兩江總督呈交公稟，請求繼續(xù)經(jīng)辦。時任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的是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他從維護國家主權(quán)的角度考慮，唯恐外商今后故伎重演，下令將吳淞鐵路拆除。此事后來為人所詬病。當時福建巡撫丁日昌正在籌劃修建臺灣鐵路，沈葆楨將拆下的鐵路器材交給丁日昌，運到臺灣高雄港。遺憾的是，這個計劃后來未能實現(xiàn)，器材堆放在高雄海灘任憑日曬雨淋，嚴重銹蝕，最終報廢了。
在中國，最早主張修建鐵路并沖破阻力付諸實施的是李鴻章。
同治十一年，俄國出兵侵占伊犁，邊疆危機促使李鴻章思考鐵路在國防上的戰(zhàn)略意義。10月12日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說:
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zhuǎn)運之法，即無戰(zhàn)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駝t，日蹙之勢也。
中國的國土遼闊，邊疆山遙路遠，強敵四面環(huán)伺，沒有鐵路，軍隊調(diào)不動，軍用物資運不了，仗當然是沒法打的。
同治十三年，日本挑起事端，企圖侵占臺灣，暴露了清政府海防的空虛。在《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強調(diào)了修建鐵路的重要性，用自己切身的體會說：
……何況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里，有內(nèi)地火車鐵路，屯兵于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shù)百里，則統(tǒng)帥尚不至于誤事，而中國固急切辦不到者也。今年臺灣之役，臣與沈葆楨函商調(diào)兵月余而始定，及調(diào)輪船分起裝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業(yè)經(jīng)定議矣。設(shè)有緊急，誠恐緩不及事。故臣嘗謂辦洋務(wù)制洋兵若不變法，而徒鶩空文，絕無實濟。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大臣們會議時，沒有一個人表示支持。更為嚴重的是這年冬天，同治皇帝去世，李鴻章去北京見恭王奕，極力陳說鐵路的好處，奕也認為他的意見是對的，但表示這樣的大事，沒有人敢主持。李鴻章請他找機會向兩宮皇太后進言，奕卻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边@一方面說明了阻力的強大，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奕等人的軟弱。
光緒六年冬，中俄關(guān)系再度緊張，淮軍將領(lǐng)劉銘傳奉召進京，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于十一月二日上奏了由陳寶琛代為起草的《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指出：
自強之道……其機括則全在于急造鐵路。鐵路之利于漕務(wù)、賑務(wù)、商務(wù)、礦務(wù)、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聯(lián)絡(luò)，血脈貫通，裁兵節(jié)餉，并成勁旅，防邊防海，轉(zhuǎn)運槍炮，朝發(fā)夕至，駐防之兵即可為游擊之旅，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shù)兵之用……
建議以北京為樞紐，北邊東通沈陽，西通甘肅；南面一由山東至清江浦，一由河南至漢口，形成主干道。當前先修北京至清江浦一線。
慈禧把這個建議轉(zhuǎn)給李鴻章和劉坤一，要聽聽他們的意見。李鴻章私下里對人說，劉銘傳的奏折是說出了他想說而不敢說的話?，F(xiàn)在說話的機會來了，十二月一日，李鴻章上了《妥議鐵路事宜折》，洋洋灑灑四千余字，完全支持劉的建議。他首先從“圣人”那里找依據(jù)，說造鐵路和圣人造船、馴服牛馬一樣，都是“以利天下”，“此天地自然之大勢”；然后分析國際形勢，“四五十年間，各國所以日臻富強而莫與敵者，以其有輪船以通海道，復(fù)有鐵路以便陸行也”。處在今天各國都有鐵路的形勢下，中國獨獨沒有鐵路，一有行動就必然要比別人落后。接著他不吝惜筆墨，正面詳盡地列舉了鐵路的“九利”，在軍事上、經(jīng)濟上都是自強的要圖，并針對所謂鐵路便于敵人來犯、使小民失其生計、有礙田廬墳?zāi)沟茸h論予以解釋、駁斥。在具體方案上他支持劉的意見，在經(jīng)費上同意借洋債但要防止喪失主權(quán)，并建議命劉銘傳督辦鐵路。
頑固派對此發(fā)動了猛烈的抨擊。侍讀學士張家驤、降調(diào)順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讀周德潤、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紛紛上奏，火藥味極濃。王家璧一上來就扣政治大帽子，說他們是漢奸：“但觀該二臣籌畫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廷謀也?！薄盎蛴羞B合詭謀，使我四面受敵。”周德潤和劉錫鴻則異口同聲地說什么機器“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盎疖噷嵨餮罄?，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本褪沁@個劉錫鴻，曾隨同郭嵩燾任駐英副使并對郭進行誣陷。這次他宣稱是駐外實地考察并廣泛研究波斯、日本、土耳其等國的鐵路且思考了兩年得出結(jié)論：鐵路在中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其中，諸如中國沒有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國土遼闊要造的鐵路多、花錢多，會使“山川之神不安”發(fā)生水災(zāi)旱災(zāi)等等，都是“不可行”的理由。還說什么“乾隆之世非有火車也，然而廩溢庫充，民豐物阜，鞭撻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貢而稱臣”。只要按著祖宗的老辦法，“即可復(fù)臻強盛”，不必學習外國造鐵路。他們惡狠狠地給李鴻章、劉銘傳加上“直欲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的罪名，要求朝廷“嚴行申飭，量予議處”。
在鬧得沸沸揚揚的一片反對聲中，慈禧發(fā)話了。光緒七年一月十六日上諭：“疊據(jù)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說是不用考慮，就是完全否定了。這場爭論以洋務(wù)派失敗而告終。
就在修建鐵路遭到頑固派強烈抵制之際，一條煤礦的專用鐵路正在悄悄地試辦。
自1876年起，李鴻章派唐廷樞等籌辦唐山開平煤礦。唐廷樞多次提出要在這里修一條鐵路。如果沿用傳統(tǒng)運輸方式，用牛車將煤運至江邊，再用小船運至天津，每噸煤計價六兩四錢，比從日本進口的煤每噸六兩還要貴。如果修建鐵路轉(zhuǎn)水運至上海，每噸成本才四兩，一定能打開銷路，從而解決輪船和軍艦的燃料問題。李鴻章采納了這個建議，卻“先斬后奏”,在“疏通運道，漸有成效”之后才上報朝廷，并又有意含糊其辭。在光緒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奏的《直境開辦礦務(wù)折》中是這么說的：
惟煤產(chǎn)出海，銷路較廣。由唐山至天津必經(jīng)蘆臺，陸路轉(zhuǎn)運維艱，若夏秋山水漲發(fā)，節(jié)節(jié)阻滯，車馬亦不能用。因于六年九月議定興修水利，由蘆臺鎮(zhèn)東起至胥各莊止，挑河一道，約計七十里，為運煤之路。又由河頭接筑馬路十五里，直抵礦所，共需銀十數(shù)萬兩，統(tǒng)歸礦局籌捐。
又解釋說是“當夫籌辦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難遽就緒，未經(jīng)具奏”。這里所說的“馬路”，實際就是鐵道。而英國領(lǐng)事已從總工程師英國人金達那里得到了確切消息，在年度商務(wù)報告中說：
從礦廠至胥各莊已修成一條單軌的鐵路，約長六英里半，軌距四英尺八英寸，最大斜度為百比一。……軌系鋼軌?！诘V廠中已制成一個火車頭。如果中國人不加反對，即可使用。目前擬先用馬在軌上拉車。
這里說到的火車頭也是金達私下里設(shè)計制造的。它的鍋爐來自一個輕型的卷揚機，輪子是作為舊貨買進來的，車架則是用煤礦豎井的槽鋼制成的。后來這個機車被命名為“中國火箭”號，中國工人卻在機車兩側(cè)各刻了一條龍，又把它叫做“龍”號。
唐山至胥各莊鐵路，于1881年6月9日興工，至11月8日建成，舉行通車典禮。其間，頑固派群起反對，說什么：“輪車所過之處，聲聞數(shù)里，雷轟電駭，震厲殊常，于地脈不無損傷?！鼻逭欢攘钇渫９ぃ铠櫿碌取澳寺暶饕则咇R拖載，始得邀準”。龍?zhí)枡C車投入使用后，又遭到罪名更為嚴重的彈劾：“機車直駛，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睎|陵安葬著大清朝的列祖列宗，這個罪名誰也承擔不起，朝廷下令查辦，勒令機車停駛。此時中法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兵工廠、輪船都急需用煤，李鴻章一面利用戰(zhàn)備形勢指陳利害，一面指出東陵距唐山尚有200多里，火車的震動怎么會影響到東陵去呢？這樣才爭取到解除禁令，機車停火數(shù)月后重新恢復(fù)行駛，結(jié)束了在鐵道上用騾馬牽引列車的喜劇。
光緒七年至十年間，不斷有人謀劃建造鐵路，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慈禧曾一度表示“或可因地制宜，酌量試辦”。頑固派對此卻始終高度敏感，一有風吹草動，便紛紛上奏反對。
此時西方列強急于開拓中國市場以維持其本國鋼鐵工業(yè)的增長，試圖通過中法戰(zhàn)爭來取得在中國修建鐵路的權(quán)利。法國侵略者在談判中蓄意要塞進有關(guān)鐵路的條款，“法借銀二千萬，以一千購法船械及鐵路料，一千現(xiàn)銀借作整備海陸軍及造鐵路,限四十年分批還本息”。消息傳來，九月十三日一天便有內(nèi)閣學士徐致祥等十二人同時上奏，表示堅決反對。十一月以后，又有傳聞將借款五百萬修京城外西山鐵路，御史文海、張廷燎等于十一月初七、二十三相繼上奏反對。徐致祥也按捺不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再度上書，要求罷修鐵路以治理黃河。朝廷認為徐致祥“不平心論事，肆口詆訾，交部議處”。雖然如此，十二月初一御史汪正元仍然繼續(xù)上奏，論西山鐵路有“六不可開”。
這一時期反對鐵路的議論中，除了繼續(xù)強調(diào)鐵路不適合中國，強調(diào)“用夏變夷則可，以華效夷則不可”外，很重要的一個新的焦點是指出借洋債的危害，反對借洋債修鐵路。內(nèi)閣侍讀學士延茂說：“夫中國之修建鐵路與否，本系中國自主之權(quán)，他國何得干預(yù)？若任聽法夷勒派借款修建鐵路，法夷必有所藉口以據(jù)我鐵路之利?！庇诽拼簧瓌t針對法國的條件指出：“美其名曰‘借’，實則受無窮之累。……況將兵船、槍炮、鐵件、機器抵一千萬兩，價值之高低，由其所定，器用之利鈍，任其所與；在我何疑何懼，而借彼之棄物耶?其余一千萬兩曰現(xiàn)銀，又只為鐵路等項之用，借用之監(jiān)工、匠頭等，復(fù)不知開銷幾許。名為現(xiàn)銀，其實無有?！庇捎谖鞣搅袕姴扇⊥{利誘的種種手法迫使清政府建造鐵路，激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和疑慮，鐵路問題激化了保衛(wèi)國家主權(quán)的民族情緒，更加復(fù)雜了。
這幾年雖然沒有兩軍對壘、正面交鋒，但反對鐵路的勢力和輿論仍然十分強大。
中法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光緒十一年五月九日朝廷發(fā)出上諭，總結(jié)教訓，“懲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師為主”，命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分別提出意見。左宗棠于六月十八日上奏《復(fù)陳海防應(yīng)辦事宜請專設(shè)海防全政大臣折》，提出應(yīng)辦七件事，其中一件是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鐵路。李鴻章于七月初二上了《設(shè)立海軍衙門折》，提出“或謂開源之道，當效西法，開煤鐵，創(chuàng)鐵路，興商政”。九月五日朝廷宣布設(shè)立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統(tǒng)一指揮調(diào)遣沿海水師，加快北洋水師建設(shè)。以醇親王奕譞為總理，奕劻、李鴻章會同辦理，善慶和曾紀澤幫同辦理。經(jīng)過奕譞與李鴻章的努力，清廷終于在光緒十二年同意由海軍衙門兼領(lǐng)鐵路礦務(wù)事宜。聽起來似乎不倫不類，但有了中央部門專管，便意味著鐵路有了興辦發(fā)展的希望。
光緒十二年四月，奕譞與李鴻章至旅順、威海衛(wèi)、大沽巡視海防，兩人商議鐵路事宜。經(jīng)過中法戰(zhàn)爭和這次巡視海防，奕譞對鐵路在國防上的作用有了實際體會；也是這次親歷北洋，奕譞與李鴻章“決疑定計”，確定了從已修成的唐胥鐵路入手，逐步擴展，建成北洋海防鐵路體系的思路。在李的授意下，開平礦務(wù)局以“所開新河歷年險阻，原修鐵路止二十里，運煤遲滯，恐誤各兵船之用”的理由，提出“從胥各莊至閻莊沿新河南岸接修鐵路六十五里”需25萬兩左右。李鴻章重施先斬后奏的故伎，先批準試辦，等候辦有成效再行陳奏。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報》報道了這一消息。李鴻章并將唐胥鐵路從開平礦務(wù)局分離出來，另組開平鐵路公司，負責修路管理事宜。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鐵路公司。第二年，這條長32.2公里的鐵路竣工，將唐胥路延伸到了蘆臺(閻莊)，稱為開平鐵路。此時奕譞、李鴻章又趁熱打鐵，打算把鐵路再度延伸到天津。
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海軍衙門奕譞、奕劻、曾紀澤聯(lián)名上奏：據(jù)天津司道、營員聯(lián)銜稟稱，開平礦務(wù)局接造的鐵路已抵閻莊，“請將閻莊至大沽北岸八十余里鐵路，先行接造，再將大沽至天津百余里之鐵路逐漸興辦，若能集款百余萬兩自可分起告成。津沽鐵路辦妥再將開平迤北至山海關(guān)之路接續(xù)籌辦”。經(jīng)過他們共同商酌，同意天津舉辦，仍交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jīng)理。朝廷批準了這個方案。雖然徐致祥于三月四日上奏反對，鐵路工程仍然如期開工。此時開平鐵路公司雄心勃勃地改名為中國鐵路公司，對外招收商股100萬兩，結(jié)果卻很不理想，只招得10.85萬兩。又由中國鐵路公司出面，以民間借貸方式，向英商怡和洋行借銀63.7萬兩，向德商華泰銀行借銀43.9萬兩，李鴻章墊出官款16萬兩。事先講明，借款用鐵路本身的利潤逐年償還，洋人不得借此干涉鐵路事務(wù)，也不以鐵路作抵押。鐵路由中國自主建造，所需器材從英德進口。這條路從蘆臺經(jīng)塘沽至天津東站，全長75公里，于1888年10月完工?？傇靸r130萬兩，其中外債占82.7%，是中國第一條以借外債為主建成的鐵路，也為以后的鐵路建設(shè)提供了一種模式。
自1881年唐胥鐵路動工，為時八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終于將唐胥、開平、津沽三條鐵路連成一線，開平煤礦的煤可以直接從唐山運到天津了。這里的原煤市場此前被日本煤所壟斷，因為開平煤質(zhì)量好、運費低、又有免稅的優(yōu)惠，競爭力較強，逐漸取代了日本煤，津沽路通車后，日本煤就不再進口了；有了鐵路，天津與唐山之間人貨往來便利而又快捷，唐山很快由一個只有18戶人家的小山村發(fā)展成為工礦重鎮(zhèn)；有了鐵路，沿海一帶的軍隊調(diào)動、軍需糧餉的供應(yīng)也都可以朝發(fā)而夕至。津沽鐵路通車后，一些官府要員乘車驗收，有了親身體驗，也都大加贊賞。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考慮到京津之間客貨流量巨大，如建成鐵路必然贏利豐厚，可以用來償還津沽路的外債，以路養(yǎng)路，便再接再厲地提出了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鐵路計劃。
在開平、津沽路施工期間，就不時有反對鐵路的奏折上報；津通路的計劃出籠后，更受到頑固派密集的火力攻擊。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慈禧命海軍衙門“妥議具奏”后，第二天就有禮部尚書奎潤聯(lián)絡(luò)了宗室親貴等二十余人上書；光緒皇帝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倉場侍郎游百川、內(nèi)閣學士文治等也在同一天里紛紛上書反對修建津通路；與此同時，體仁閣大學士恩承、吏部尚書徐桐也都致函醇親王，要求停止修路。
此前主要是一些御史、言官等人出馬，現(xiàn)在是一批重量級的高官上陣了。核心問題仍然是中國要不要修鐵路！頑固派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什么變化，也根本沒有意識到清王朝面臨著怎樣的命運，仍然抱著老皇歷不放，說什么：“中國自隆古以來政教修明，府庫充溢，無所為鐵路也。”仍然閉著眼睛高唱著靠“仁義道德”治國的老調(diào)子，“夫中國所恃以為治者，人心之正、風俗之厚、賢才蔚起、政事修明也”。雖然他們氣勢洶洶，連篇累牘地為鐵路列出了許多罪狀，但說來說去無非是那么幾點：因為京通路離北京太近，一旦洋鬼子入侵，就可以順著鐵路從大沽口進入北京；因為京津地區(qū)人煙稠密，修路要拆民房，挖老百姓的祖墳，會破壞風水，引起民怨沸騰；他們還說京師是水陸通衢，靠車船運輸為業(yè)者及其家屬有百十萬人，一旦修了鐵路，這些人失業(yè)就會到京城來造反。還有人攻擊李鴻章：“所稱調(diào)兵、運餉各節(jié)，皆屬假飾之辭，實則專為包攬漕運及往來商賈可獲厚利起見。”其中許多意見已經(jīng)由歷史證明了他們的荒謬無知和可笑：如有的說外國人少，所以要用機器，中國人多，不能用機器；有的說鐵路“可試行于邊地，而不可遽行于腹地”；有的說，外國的炮隊車最厲害，卻怕中國的叢林多、山溝多，修了鐵路外國的炮車就會通行無阻；還有人甚至是“睹電竿而傷心，聞鐵路則掩耳”；多次上奏反對鐵路的徐致祥說：“如謂便于文報，查火輪車每時不過行五十里，中國驛遞緊急文書，一晝夜可六七百里，有速無遲?！本尤坏贸隽梭A馬比火車還快的結(jié)論。
但是對于慈禧，北京的安全和老百姓會不會因此造反卻是不得不考慮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慈禧再次將奎潤等、翁同龢、游百川、文治等人的奏折交海軍衙門“妥議具奏”。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這些巨大的壓力下，奕譞電令津通路停止勘測，聽候朝議。
同一天，李鴻章開始了反擊的前哨戰(zhàn)，以給奕譞復(fù)信的形式，對恩承、徐桐的錯誤觀點和歪曲的事實予以駁斥，并請奕譞將此信轉(zhuǎn)給恩承、徐桐及海署各同事公看。奕譞在轉(zhuǎn)信時給恩、徐寫了一封簡短的復(fù)信，告訴他們津通路是海署和北洋一起議定、由他當面奏明的，并對之抱怨：“不圖局外，匡助少而挑剔多，中國之所以難振，大抵如是而已?！?/p>
這個春節(jié)，這幾個王公大僚是在為鐵路而忙碌中度過的。二十八日李鴻章寫好了《議駁京僚諫阻鐵路各奏》，長篇大論對那些奏折逐個地予以駁斥，并將海軍衙門前后要求修建鐵路的緣由作了回顧，供海署寫復(fù)奏時參考。大年三十，曾紀澤在日記中記載，上朝回家，除了接待客人、剃頭、祀祖，便是“擬折稿，海軍將上疏言鐵路之利，與公卿臺諫之請停鐵路者相辯難也。……(晚)飯后作折畢，繕清稿”。一直忙到“子正”才睡。大年初一，奕譞致電李鴻章，說是“昨自擬稿甫半”，就接到了來信，大有幫助，現(xiàn)在曾紀澤也在協(xié)助擬稿，并給李賀年。
忙到一月十四日，奕譞、李鴻章擺開了堂堂之陣，以海軍衙門和軍機大臣會奏的形式，對頑固派的攻擊做了回答，宣稱修津通鐵路是“外助海路之需，內(nèi)備征兵入衛(wèi)之用”。奏折認為“諸臣折中所稱鐵路之害不外資敵、擾民及奪民生計三端”，對之一一作了駁斥，進一步闡明鐵路調(diào)兵、海防、運輸?shù)暮锰帲兄硅F路建設(shè)則主見不定、朝令夕改，必將失信于商民，也造成很大的經(jīng)濟損失。最后強調(diào)“防務(wù)以沿江沿海最為吃緊”，建議將兩方面的奏折交給將軍督撫們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堅持修路的陣營以奕譞為首，以海軍衙門和軍機處這兩個最具權(quán)威的中樞機構(gòu)集體上陣，代表了協(xié)助太后和皇帝日常處理政務(wù)的主導力量的意向。
慈禧太后聽從了奕譞等人的主意。第二天，正在歡度元宵佳節(jié)的盛京將軍、沿海沿江各省的總督、巡撫等十三名大員，接到了軍機處轉(zhuǎn)來的關(guān)于津通路的懿旨，太后批閱了“會奏”，基本上表示肯定，但又說“事關(guān)創(chuàng)辦，不厭求詳”，在北京的官員平時對于海防畢竟研究得不夠，“語多隔膜”，你們身負重任，守土有責，這事與你們頗有利害關(guān)系，現(xiàn)在要聽一聽你們的意見。
自一月底至二月，各位將軍督撫紛紛復(fù)奏。他們的意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兩江總督曾國荃、臺灣巡撫劉銘傳、護理江蘇巡撫黃彭年三人支持津通路的修建；湖南巡撫王文韶、江西巡撫德馨同意修鐵路，但不同意修津通路，提議改為修陶成埠至臨清，或由保定至王家營；其他大多數(shù)人都持反對的態(tài)度，有的借口“不敢憑空揣摩，附會其詞”，避免明確表態(tài)；有的閃爍其詞，側(cè)面提出疑問；而抵制鐵路最頑固的是湖北巡撫奎斌和浙閩總督卞寶第，一個大談輪船行駛內(nèi)地，“商民凋弊情形日甚一日”，由此推論，“鐵路一旦獲利，勢必愈推愈廣，則窮黎之失業(yè)愈多”，從而得出“鐵路不宜辦理”的結(jié)論；一個強調(diào)“京師為國家根本，則老成持重者所當計出萬全也”，“近畿地方添此無數(shù)游民，深為可慮”，不僅反對修津通路，而且認為鐵路只宜于外國，中國“鐵路行則失業(yè)者尤多”。
正當眾說紛紜之際，一位主角最后出場了。兩廣總督張之洞在三月二日的復(fù)奏中獨辟蹊徑，提出了“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干路”的建議。在修建鐵路的出發(fā)點上，他突破了奕譞、李鴻章片面強調(diào)軍事國防作用的局限性，而著眼于發(fā)展經(jīng)濟，強調(diào)“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鐵路之利，首在利民”。在實施的方略上，他首先介紹了西方各國都是從干路開始的事實，強調(diào)要“首建干路以為經(jīng)營全局之計”。以此為依據(jù)，他認為從輕重緩急來看，津通路有五點值得考慮，而主張先修從盧溝橋(亦作蘆溝橋)至漢口的蘆漢鐵路，并陳述了它的一些優(yōu)點，如不近?？?，不會為外國侵略軍所利用；可以廣開商旅；有利于促進煤鐵開采、漕餉的調(diào)運；有利于調(diào)動軍隊等。在實施辦法上，他還初步設(shè)想了分成四段、八年建成的方案。
張之洞的這份奏折，堅持修建鐵路而又不附合李鴻章，在思路上更為開闊，方案更為周詳，合理而具有說服力，顯然比其他督撫的回奏高出一頭。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也吸收了一些反對派的意見，表面上具有折中的色彩，而避開了一些頑固派制造的障礙，因而受到慈禧的重視。四月八日，慈禧明確表態(tài)：
……而張之洞所議，自盧溝橋起經(jīng)行河南達于湖北之漢口鎮(zhèn)，劃為四段，分作八年造辦等語，尤為詳盡。此事為自強要策，必應(yīng)通籌天下全局，海軍衙門原奏意在開拓風氣，次第推行，本不限定津通一路，但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定一至當不易之策，即可毅然興辦，毋庸筑室道謀。著總理海軍事務(wù)衙門即就張之洞所奏各節(jié)，詳細復(fù)議，奏明請旨。
以慈禧太后的名義發(fā)布的這道懿旨，不但肯定張之洞的建議，而且肯定了鐵路是“自強要策”，要統(tǒng)籌全局，“毅然興辦”。至此，中國要不要鐵路的爭論，作為政府的決策，總算是有了一個明確的意見，基本上畫了一個句號。
然而，此時距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出現(xiàn)，已達半個多世紀；興辦洋務(wù)以來，也有三十年的歲月流逝了。
說到中國早期的鐵路，還有一段紫光閣鐵路的插曲，也并非是題外的話。
正當大小臣工們?yōu)榻蛲ㄨF路爭論得十分激烈之際，在皇宮內(nèi)院的西苑，卻悄沒聲息地在建造著一條特殊的鐵路。
李鴻章在籌辦津通路的同時，授意直隸按察使周馥和候補道潘駿德，從法國興盛公司德威尼訂購了“坐車六輛，丹特火機車一輛，并鐵軌七里余”。坐車中，“上等極好車一輛，上等坐車二輛，陳設(shè)華美，制作精工；中等坐車二輛，行李車一輛，亦俱材質(zhì)光潔”。十一月初運到北京，經(jīng)海軍衙門驗收后，五輛送給了慈禧，一輛送給了奕譞。
據(jù)翁同龢的日記,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記：
合肥以六火輪車進呈(五進上，一送邸)，今日呈皇太后御覽。今紫光閣鐵路已成，未知可試否也。
十一月十一日記：
觀新進之火輪車，約長三四丈，狹長，對面兩列可容廿八人，凡三輛。又觀機器車不過丈余。此天津所進。三輛留西苑，三輛交火器營收，昨日甫到也。
這條鐵路是奕譞征得慈禧同意后，抽調(diào)原駐扎在西山的健銳營、火器營，在西苑內(nèi)沿著太液池修建的，從中南海紫光閣起，經(jīng)時應(yīng)宮、福華門、陽澤門、極樂世界、龍澤亭、闡福寺、浴蘭軒、大西天到鏡清齋，長達二千三百多米，又稱西苑鐵路。后來因慈禧常住在儀鸞殿，又把鐵路延長到瀛秀園。鐵路建成后，慈禧不知道是害怕機車的震動和響聲破壞了皇家風水，還是害怕機車不安全，不準使用機車牽引，而是在每輛車前拴上絨繩，由小太監(jiān)拉著走，把火車變成了人力車。車前還排列著儀仗隊。慈禧每天上午坐在這座游動的宮殿里，賞心悅目地瀏覽著車窗外緩緩移動的園林風光，中午就在北海吃午飯。當時民間流傳著一首《清宮詞》：“宮奴左右引黃幡，軌道平鋪瀛秀園。日午御餐傳北海，飚輪直過福華門?！?/p>
李鴻章給慈禧送上如此新奇的一份禮物，當然是為了博得太后的歡心。但是為什么不送別的珍寶而送上“專列”，似乎也大有講究；而且它到得也湊巧，正是頑固派對津通路發(fā)起總攻擊的期間。李鴻章是不是還隱藏著讓太后增加一點對鐵路的感性知識、體驗一下它的優(yōu)越性的用心？是不是有一點曲線辦鐵路的味道？此事雖然也有御史不識相地大講安全、大講“崇儉”，提出勸阻，但慈禧毫不理睬。在她的個人生活中，從洋鬼子那里來的“奇巧之物”，不管是火車、輪船、電燈，還是自鳴鐘表、照相、油畫，只要是可供享樂，她都毫不猶豫地實行“拿來主義”。
光緒十四年的除夕之夜，翁同龢在燈下攤開日記本，回顧這一年時，心情頗為沉重、復(fù)雜，援筆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今年五月地震，七月西山發(fā)蛟，十二月太和門火，皆天象示儆；雖鄭工合龍為可喜事，然亦不足稱述矣。況火輪馳騖於昆湖，鐵軌縱橫於西苑，電燈照耀於禁林，而津通開路之議，廷論嘩然。朱邸之意漸回，北洋之議未改。歷觀時局，憂心忡忡，忝為大臣，能無愧恨。
這里既有對洋務(wù)活動的抵觸，又有對慈禧奢侈生活的不滿，面對時局，內(nèi)心則是一片迷惘、黯淡和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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