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門抬進了慈禧的內侄女/大婚的開銷相當于漢陽鐵廠的投資/太后真的會歸政嗎？/絕不能容忍出現(xiàn)另一個太上皇/籌建鐵廠與興修頤和園不期而遇/他們正在把大清帝國推向一場新的災難
光緒十五年，對于大清帝國來說，是相對穩(wěn)定的一年。這一年里，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也就不曾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在邊遠地區(qū)，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民族沖突，在內地，也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農民暴動；黃河不曾大范圍決口，也沒有什么地方發(fā)生大面積的強烈地震。大清的官員們可以大大稱頌一番“中外奠安，黎民被?！绷?。
這一年，在中原大地上，依舊慢吞吞地行駛著馬車、牛車和手推的獨輪車，堅硬的木輪沉重地刻劃著黃土地，繼續(xù)為她增添苦難的皺紋；從三家村里的老童生到京師書香世家的子弟，依舊將目光和精力聚集在四書五經上，揣摩著如何“破題”、“承題”，夢想著“狀元及第”、“一舉成名天下知”；鄉(xiāng)村的集鎮(zhèn)上，依舊靠風箱、木炭、鐵錘裝備起來的鐵匠爐為農民們提供鋤頭和鐮刀；白發(fā)蒼蒼的老奶奶，舍不得點起小油燈，借著月光，依舊搖著她陪嫁的那輛老紡車……
這一年，新年伊始，朝廷里一派喜氣洋洋，頭等大事是正月里皇上大婚、二月里皇上親政。而在這表面的喜慶氣氛背后，卻潛藏著皇權交接特定時期的波譎云詭。
光緒名載湉，湉者，水靜流之貌；當初同治給這位堂弟選擇這個“湉”字，大概是希望他風平浪靜地過一輩子。他是道光的孫子、咸豐的侄兒、醇親王奕譞的兒子，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母醇王福晉是慈禧的胞妹。
有人說光緒是四歲做皇帝，有人說他五歲登基，其實他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按照實足周歲計算，即位之時只有三歲半。同治十三年臘月初六那個嚴寒的凌晨，他被人從睡夢中抱起來，在數(shù)百盞燭火通明的宮燈簇擁下，隆重而匆忙地從大清門經乾清門進入乾清宮，從此便確立了他作為大清帝國第九位皇帝的崇高名義，也鑄定了他終此一生的悲劇性命運。
三歲半的孩子最需要的是母親溫暖的懷抱，光緒卻在這時候遠離了一切親人，遠離了所有親情的撫愛，連生養(yǎng)他的醇王福晉終年也難得一見。他像一個被人操縱的木偶，每天忙忙碌碌地扮演著皇帝、別人的兒子、特殊的學生這三種角色。他必須每天天不亮就上朝，端端正正地坐在既高且大而又硬邦邦的御座上，聽那些須發(fā)皆白的王公大臣們說著他根本聽不懂的軍國大事，雖然名義上是只有他才擁有裁定一切的權力，實際一切卻是由坐在他背后八扇黃色紗屏中的太后拍板；他必須嚴格地履行宮廷中煩瑣刻板的種種儀式，每天定時到太后那里去請安、省視、侍膳，恪盡“孝道”，而他從慈禧那里領受到的卻是冰霜般的威嚴，是呵責、罰跪甚至鞭笞，久而久之，他見慈禧如見獅虎，戰(zhàn)戰(zhàn)兢兢，結結巴巴，話都說不出來；從光緒二年起，他開始接受作為大清皇帝必須接受的所有教育，文的要學習滿文、蒙古語、漢文，武的要學習拉弓、騎馬、射箭，其中漢文又包括背誦四書五經、熟讀史籍要典、作詩、作文、練書法、看奏折……
沒有愛撫，沒有游戲，沒有歡樂，就沒有童年。沒有童年的小皇帝在特殊的環(huán)境和積威的重壓下畸形地成長，鑄就了他對慈禧的畏懼、馴服、逆來順受，鑄就了他的性格軟弱、膽小、沒有主見，也鑄就了他的體弱多病。這些對于一個普通百姓來說，也許無關大體，而對于一個風雨飄搖中的帝國的法定最高決策者來說，就是重大的缺陷而有可能危及國家的命運。
到了光緒十五年，那個當年三歲半的孩子，在高大威嚴的金色琉璃瓦的屋頂下，孤獨、寂寞地熬過了十四個春秋，迎來了他的大婚。比起他的堂兄同治皇帝大婚時的年齡，他已經推遲了兩年。
太后為他選定的皇后是副都統(tǒng)桂祥的女兒。桂祥者，慈禧太后之胞弟也。同時被選中的還有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大的十五歲，封為瑾嬪，小的十三歲，封為珍嬪。
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北京城里萬人空巷，人頭攢動，都擠在大街兩旁看皇后的妝奩。金玉珍寶，綾羅綢緞，紫檀雕花的木器，整整兩百抬，絡繹不絕，由朝陽門內慈禧娘家所在的方家園，抬到東華門、協(xié)和門，入后左門進乾清中門。與此同時，瑾嬪和珍嬪的妝奩就只能從后門抬進宮了。
二十七日子刻，皇后穿著雙鳳同和袍，在奉迎的八位結發(fā)福晉的簇擁下，登上了鳳輿。數(shù)十名內務府官員前導，全副儀仗和百余盞宮燈一字排開，兩名總管首領太監(jiān)左右扶著鳳輿，十名奉迎的王公大臣和步軍統(tǒng)領騎馬跟隨在后。浩浩蕩蕩，鼓樂齊鳴，在選定的寅刻準時進入大清門，經乾清門到達坤寧宮。
按照大清的禮制，皇后至高無上的尊貴，就體現(xiàn)在是從皇宮的正門大清門抬進來的。妃子以下，概莫能比。慈禧掌權以后，非常忌諱她卑微的出身?，F(xiàn)在，在自己的一手導演下，她親眼看到她娘家的內侄女如此隆重地被人從大清門抬了進來，不知道在內心深處是否多少得到了一點補償。
太后做主的這門親事，不僅讓她老人家的娘家無比地風光，對于慈禧自己來說，是內侄女做兒媳婦，不愁不貼心。她老人家是否打算通過這位皇后來控制和操縱光緒，我們不好武斷；但至少是在光緒的身邊安排了一個忠實可靠的耳目。對于光緒來說，是姑舅表姊、表弟結親，也是親上加親。無奈大婚以后，光緒對這位大兩歲的表姐并無感情，只喜歡年輕活潑的珍嬪。從照片和文字記載來看，這位皇后長馬臉，高額頭，眼睛有點突，牙齒有點暴，瘦弱而駝背，實在說不上美麗可愛。而皇后依仗著與太后的關系特殊，免不了就要和她老人家咬咬耳朵。老太后權力無邊，見多識廣，卻不明白這男女之間的情愛是勉強不來的。過去同治和皇后很親密，她老人家看著不順眼，要強行干預，鬧得同治私自出去尋花問柳，年紀輕輕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也不知是出天花，還是得了梅毒?，F(xiàn)在光緒和皇后不親密，她老人家偏向娘家人，更要變本加厲地強行干預，不準光緒和皇后疏遠，不準光緒和珍嬪親密。干預沒有效果，就覺得這個兒子不聽話、忘恩負義，更加對光緒不滿意，以致后來鬧出了大亂子。
光緒的大婚從三年前開始籌辦，花的銀子真正是像流水。據(jù)光緒的師傅、時任戶部尚書翁同龢的日記記載，光緒十三年五月，慈禧下了一道懿旨：“大婚典禮，著戶部先籌銀二百萬兩，并外省預指二百萬兩，備傳辦物料之用?！蓖瑫r指定由長春宮總管太監(jiān)李蓮英“總司傳辦一切”。前后共提撥銀子五百五十萬兩。這筆開銷的龐大，沒有一個比照物很難說明問題。十分巧合的是，正好相當于張之洞興建湖北漢陽鐵廠這座現(xiàn)代化的特大型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的投資。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就興建湖北煉鐵廠所用經費正式向朝廷提交了一個報告：《奏查明煉鐵建廠各項用款折》。從開辦之日起，至二十二年改為商辦時止，包括開鐵礦煤礦、進口各種機器設備、修鐵路、造工廠、建碼頭，等等，湖北煉鐵廠實用庫平銀五百六十八萬七千六百十四兩。
一場婚禮的花費，可以建一座現(xiàn)代化的特大型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似乎有些駭人聽聞；如果了解一點宮廷辦事的內幕，也就不會奇怪了。據(jù)當時承包宮內土木營造的商人透露，一般的“規(guī)矩”是“倒二八到工”。也就是說，在報銷的經費中，一般只會有二成用于工程本身，其他八成由管工大臣、監(jiān)工大臣、收工大臣和各級經手辦事人員層層分肥。至于能不能有二成用到工程上，還要看大臣的人數(shù)和人品，遇到大臣人多或特別貪婪的，二成也保不了。太后萬壽、皇上大婚這類重大的慶典，更是內務府官員和太監(jiān)們發(fā)財?shù)臉O好機會：
大婚萬壽之陳設布置各事，則無所謂幾成，有本領報銷雖多亦可，曾見光緒大婚時，一個門簾開到兩萬五千金，其實所費不過數(shù)十金耳。(齊如山：《故都三百六十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頁)
這里所說的“數(shù)十金”，彈性較大，按照上限，就算是一百兩，二萬五千兩也是它的二百五十倍。一個門簾二萬五千兩，還有多少銀子花不完呢？至于奉旨“總司傳辦一切”的李蓮英荷包里裝了多少，真正用在皇帝、皇后身上的究竟有多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光緒十五年春天，在到處貼著大紅“囍”字顯得喜氣洋洋的皇宮內苑，心情最復雜的恐怕莫過于不再垂簾聽政的太后老佛爺了?；实塾H政雖然是權力的表面交接，仍然是一個最敏感的關口。
當年太后召集御前會議宣布指定這個三歲半的孩子繼承帝位，就已經對自己的權威具有足夠的自信了。果然，當時沒有人敢說個“不”字。有幸參加御前會議的王公大臣們當然清楚，按照祖宗定下的規(guī)矩，應當是在同治的下一代“溥”字輩中挑選；即使是講血緣的遠近，道光皇帝的親孫子也不是只有醇王奕譞的這一個兒子。明擺著的事實是，奕譞是慈禧的妹夫，這孩子是慈禧胞妹的骨肉，再也沒有比他和慈禧更親的了；何況醇王這位七爺比不得恭王那位六爺，為人好說話、好對付得多。更重要的是，這孩子還很小，眼前還是得讓太后垂簾聽政，而且今后要繼續(xù)聽政十好幾年！——也許正是因為王公大臣們都看得很清楚，誰也不愿意拿腦袋去撞南墻，所以才沒人出頭反對。
這孩子再小，一天天總是要往大里長。說快也快，前年虛歲十七，按祖宗的規(guī)矩就應該“親政”了。早有會看風頭的官員出來上折子，說是皇上還小，要請?zhí)罄^續(xù)垂簾。如此討好太后的機會豈能錯過，于是你上我也上，大家一起請求，連光緒的生父奕譞也接連上了兩道奏折，并且還暗示光緒自己當面去向慈禧請求。過去雖說是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但“東邊的”話少，主意都是“西邊的”拿。光緒七年，“東邊的”“沒”了，從形式到實際更成了一個人當家。光緒九年元旦，在養(yǎng)心殿召見軍機的時候，大臣們發(fā)現(xiàn)，慈禧不是像過去那樣坐在光緒身后，而是與皇帝同坐在御榻上，皇帝在左邊，太后在右邊，從幕后公然走到了臺前。光緒十年，說是辦事因循貽誤，又把恭王給撤了，讓他回家養(yǎng)?。话衍姍C大臣一班人全都罷了，換上來的禮親王世鐸、張之萬、孫毓汶這班人，有的更平庸，有的更貪婪。這當口，正是慈禧太后越來越順心遂意的時候，既然是王公大臣們包括醇王在內都一再地吁請，她老人家也就只好“勉允臣工之請，訓政兩年”。
兩年的時間，過去得更快，轉眼到了光緒十五年，皇帝十九歲了，訓政到期。二月初三這一天，光緒一大清早先到慈寧宮給太后行禮，然后登上太和殿受賀。從此，光緒正式開始親政；與此同時，慈禧結束了她的第二次垂簾聽政。
光緒親政，在慈禧則是“歸政”。何謂“歸政”？本來這個東西就是人家的，讓你暫時照看一下，現(xiàn)在人家該拿回去了，這就是“歸政”。
要知道“皇權”這東西，慈禧不是只照看一年兩年，而是為同治照看了十二年，為光緒又照看了十四年，加起來長達二十六年?，F(xiàn)在真的要“歸政”嗎 ？
親政伊始，光緒便在朝廷上鄭重宣布：遇有重大要事，仍請?zhí)笥柺?。?jù)說光緒還將每日處理的奏折封好，派專人送到頤和園去，以備太后查檢。就在光緒親政的前一個月，一次和太后一起召見翁同龢時，談到即將到來的皇帝親政，翁同龢當著太后的面首先便強調“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緒立即堅決表示“斷不改”。這就是說，光緒承認慈禧仍然保留了最高決策的否定權，仍然將自己置于慈禧的監(jiān)督之下，并且承諾一切仍然按照舊有的軌道運行。當光緒公開做出這些表示的時候，我們無法知道在他內心的深處，究竟有幾分是真誠地對太后治國才能和多年經驗的敬仰，有幾分是出于對這位嚴厲的母親的畏懼和扮演一個孝順兒子的需要，是不是還有幾分是由于慈禧樹大根深而為形勢所迫的違心之論？客觀事實的結果是，慈禧僅僅是從日常事務中超脫出來，卻依然牢牢地控制著帝國的最高權力。
愈是敏感時期，愈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正在這時候，出了一檔子事，這一年的元月，東河河道總督吳大澂上了一道奏折，因為皇上就要親政，請求讓廷臣們商量一個辦法，如何對待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應該給他加一個什么稱號以表示尊敬。奏折中引以為根據(jù)的，是乾隆讀《通鑒輯覽》時關于宋英宗和明嘉靖如何對待生父的議論。因為這兩個皇帝都是前朝皇帝死后沒有兒子，以旁枝入繼為皇帝的，如何根據(jù)封建皇權的禮制和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對待他們的親生父母，在宋代治平年間和明代嘉靖年間都曾引發(fā)激烈的爭論，甚至影響到人事的重大更迭和朝廷里的風氣。乾隆認為宋英宗稱其生父濮王為皇伯父是不當?shù)?，嘉靖尊其親生父母為皇帝和太后雖有過分之處，但也是“人子至情”。吳大澂的本意也許只是想給奕譞戴上一頂尊貴無比的高帽子，讓他離開實際的政治活動，免得他老被人家拿來當槍使。而在慈禧看來，尊崇醇王、抬高醇王的身份和地位，就是對她的權力和地位的挑戰(zhàn)；只有她才是真正的太上皇，絕不能容忍醇王成為另一個太上皇。據(jù)說有一次慈禧病了，奕譞好心好意去看她，不想慈禧劈頭就說：“你現(xiàn)在是太上皇了，還來看我嗎？”嚇得奕譞趕緊退了出來。這次對于吳大澂的奏折，特別是有老祖宗乾隆爺?shù)挠鸀橐罁?jù)，要想冠冕堂皇地駁倒，這文章就不大好下筆。料想不到的是慈禧竟然抖摟出一份醇親王奕譞在光緒元年正月初八上奏的《豫杜妄議奏》，說是早在十五年前，奕譞就預見到將來會有小人援引宋英宗和明嘉靖的先例在他身上做文章以達到個人的目的：“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為奸邪小人，力加屏斥?！奔热晦茸X本人早就有了這樣明確的表態(tài)，別的人還能不閉上嘴巴嗎？
不過奕譞的這份奏折也未免太巧了，不僅在十五年前就有預見，而且觀點恰好正和吳大澂的論點針鋒相對、密合無間，就像是看到吳大澂的奏折以后寫的；而且慈禧拿出來的所謂奕譞當年的奏折又只是抄件，誰也不曾看到光緒元年的原件；再加上后人在光緒元年的檔案中也查不到原始記錄，所以有的歷史學家很是懷疑：所謂的醇王奕譞《豫杜妄議奏》，根本就是慈禧偽造的。
光緒十五年三月初十，正當兩廣總督張之洞分別致電駐德使臣洪鈞和駐英使臣劉瑞芬詢問鋼鐵廠機器的價格、開始籌建鐵廠之時，三月二十三日，光緒陪著慈禧駕臨頤和園，宣示頤和園將要加緊大舉興辦。未來的漢陽鐵廠與“太后工程”不期而遇，這就預示了前者必然是運交華蓋，兇多吉少。
不管怎么說，太后現(xiàn)在表面上終于不再垂簾聽政，也算是“離休”了。從此，宮里對她老人家也改了稱呼：尊稱為“老佛爺”。年屆五十五歲的老佛爺，自認為辛苦了一輩子，在她手上敉平了洪楊這場大亂，開創(chuàng)了“同治中興”，為大清建立了沒世的功勛，現(xiàn)在皇帝親政了，她老人家也該享享清福了；再說，過幾年就是她老人家的六十大壽，大壽慶典得有個合適的地方，現(xiàn)在也該操辦了。
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光緒奉了慈禧的旨意，陪著太后臨幸頤和園，閱視神機營水陸各操，表彰獎勵了醇親王、慶親王和有關人員。
這頤和園，原名清漪園。內有大泊湖，乾隆修園時整理擴大，改名為昆明湖。漢代長安有神池，據(jù)說是堯治水時停船的地方，漢武帝要滅南越的昆明國，便模仿滇池將它開鑿為昆明池以習水戰(zhàn)。乾隆這位“十全老人”也搞了個昆明湖，并在這里設戰(zhàn)船，教練香山健銳營水戰(zhàn)，每年夏天舉行水操。很明顯，他老人家不僅是自命為漢武再世，而且是直踵堯舜。后來清漪園和圓明園同時被英法聯(lián)軍毀壞，水操自然也就停了。直到光緒十三年，突然恢復，并且開設了武備學堂，現(xiàn)在慈禧又在光緒的陪同下親自來觀操，其中的奧妙，就是把頤和園和海軍捆綁在一起了。
興修頤和園，是晚清的一大公案。宮廷里搞大工程，正是內務府官員們發(fā)大財?shù)臉O好時機，一有機會，免不了就有人在太后、皇帝耳朵邊吹風，投其所好，要建園子。同治七年，與太平軍作戰(zhàn)的硝煙還沒有散盡，就有人上奏折要修圓明園。同治十三年，剛剛親政的少年皇帝，很不懂事而又異常任性，為了修園子和恭親王大干了一場，一賭氣，“這個位子讓給你如何”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直鬧到要把聯(lián)名上奏的三位親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軍機大臣、一位教他的老師統(tǒng)統(tǒng)革職。后來恭親王被慈禧趕回去抱孫子，在這些事情上不討她喜歡，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至于那位以理財著稱的軍機大臣閻敬銘，一度頗為慈禧賞識，甚至在不經意間被呼之為“丹翁”，但后來竟被迫稱病辭職。當時都認為是他把國家的錢袋子捂得太緊了，慈禧才不給他好臉色看。
圓明園修不成，就修“三?！?；修了“三?！?，還是要修圓明園；后來又說清漪園的地點、風景好，損壞也較小，不如修清漪園。
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一，皇帝下了一道諭旨：“現(xiàn)在西苑工程將次告竣，謹擇于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后鸞輿駐蹕。”諭旨的主題卻是正式宣布頤和園興工并改名。
這道諭旨是以光緒的名義下的，說是自同治以來，太后十分辛苦，起碼的頤養(yǎng)都沒有，自己寢食難安?？紤]到西苑離宮廷很近，康熙爺住過，稍加修理，可以養(yǎng)性怡情。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是乾隆爺侍奉他母親孝圣憲皇后、三次為她祝壽的地方，按照先代的榜樣，把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殿宇酌量情況修理一下，平時太后可以去住，每逢大慶，我就帶領群臣在這里祝壽。經過再三請求，太后才應允。她老人家在諭旨中說：
自垂簾聽政以后，夙夜祇懼，如臨淵谷。今雖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無時稍弛。第念……此舉為皇帝孝養(yǎng)所關，深宮未忍過拂。況工料所需，悉出節(jié)省羨余，未動司農正款，亦屬無傷國計。但外間傳聞不悉，或竟疑圓明園工程亦由此陸續(xù)興辦……深宮隱愿所存，豈在游觀末節(jié)，想天下亦應共諒。惟念皇帝春秋鼎盛，此后順親之大，尤在勤政典學，克己愛民，不可一意奉親，轉開逸游宴樂之漸。至中外大小臣工，尤宜忠勤共勵，力戒因循浮靡積習，冀臻上理，庶不致負深宮殷殷求治之意。實所厚望。
這道諭旨的生花妙筆真值得后代作官樣文章的人好好學一學。把修建頤和園完全歸結為光緒要盡孝道，又拉出康熙、乾隆作榜樣，然后慈禧再正氣凜然地訓誡一番，說什么這是關系到皇帝盡孝道，不能不接受。況且工料錢都是節(jié)約下來的，沒有動戶部的正常經費，對國家財政不會有什么影響。她的心思不會放在游玩這些小事上，天下的臣民應該都清楚?；实鄣男⑿?，要用在勤政愛民上，不要老想著侍奉母親，滋長了享樂的風氣。儼然是克己愛民、母慈子孝。如此一唱一和，裝模作樣，無非是要紙糊一具擋箭牌，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其實早在光緒十一年，新設立海軍衙門的時候，奕譞被慈禧欽命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就接受了修園子這份差使。慈禧之所以要換馬，不用老六而用老七，不僅是看中了奕譞的平庸膽小，更是死死掐住了他的命門：處在當今皇帝生父這個極為尷尬的地位，要想證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就必須俯首帖耳地聽從她的擺布。過去說起修園子，恭王提高嗓門答應一聲“喳！”便沒了下文，現(xiàn)在就該醇王坐蠟了。
翁同龢日記在光緒十二年十月廿四日有如下記載：
慶邸晤樸庵，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渤海，壽山換灤陽也。
慶邸是慶王奕劻，樸庵是醇王奕譞的號。頤和園中有昆明湖、萬壽山，這里的“昆明”、“壽山”是代指頤和園；“渤?！卑抵副毖蠛＼姡盀搓枴敝笩岷有袑m即今承德避暑山莊。奕譞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要人們諒解呢？原來慈禧打算要重修熱河的行宮，好不容易才做通工作，同意了以修頤和園來代替；建北洋海軍的費用也將移來修頤和園。
頤和園究竟占用了多少海軍軍費，有人說是一千多萬，有的說是三千多萬，甚至有人說整個工程花了八千萬，這筆糊涂賬可能永遠也算不清了，因為當時就是暗箱操作。在翁同龢寫下上面這篇日記的一個多月后，奕譞寫信給李鴻章說，他主管的海軍衙門和神機營籌措到220萬兩銀子，已經從中提取了70萬兩修園，現(xiàn)在請李鴻章想辦法再借75萬兩的外債供修園用，名義“可否指稱創(chuàng)建京師水師學堂或貴處某事”。李鴻章只得照辦，但他又加借了22.7萬兩留作北洋自用。光緒十五年慈禧歸政后，工程加緊進行，這年的十一月奕譞又給李鴻章寫信，要他向南方幾個省的總督、巡撫們籌款200萬，存入天津洋行，用它的利息來修園子。
一面在皇皇上諭中宣稱“工料所需，悉出節(jié)省羨余”，一面就向滿洲貴族和地方官伸手，要他們捐獻。早在光緒十一年，慈禧先從四大富裕滿族貴族開刀，要他們和另外幾家捐24萬兩。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說，單是從李鴻章和曾國荃往來零星書信中查到的便有：江蘇、江寧、兩淮捐獻70萬兩，江西10萬兩，直隸、四川各20萬兩，兩廣100萬兩，招商局10萬兩，加起來就超過了230萬兩。
為了籌措修園子的經費，從光緒十二年起設立海防捐，以興建海軍的名義，公開賣官鬻爵，鼓勵官員“報效”，只要交了銀子，革職的可以復職，官小的可以晉升。一個“革職永不敘用”的湖北候補道楊宗濂，經李鴻章指點，報效了二萬兩，換來的是復官并交北洋委用；當時的行情是一個郎中報效五千兩可以晉升為主事，一個主事報效五千兩可以外放為道員。這樣一來，國家的用人、官吏的獎懲升降就談不上什么“制度”了。做官就好比是做生意，投了資自然要將本求利，努力設法加倍地賺回來，官場腐敗每下愈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謂的興辦海軍，所謂的海軍衙門，由慈禧主使，由奕譞和李鴻章通同作弊，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就如此這般地蛻化成為一種騙局。
從另一角度來看，奕譞和光緒如此千方百計地修園子，實質上未嘗不是一種贖買，對于老佛爺“歸政”的贖買，表現(xiàn)孝心，表現(xiàn)恭順和忠誠，討得老佛爺?shù)臍g心，以此來換取光緒地位的鞏固和平安。然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卻要整個國家和民族來承擔，他們正把大清帝國推向一場新的災難。
“以昆明易渤?！钡闹苯咏Y果是：從光緒十五年起，北洋海軍再沒有增加艦船炮火，下一年朝廷正式決定“停購船械”。在五年后的甲午戰(zhàn)爭中，北洋水師就靠了此時已經擁有的2 艘鐵甲艦、7艘巡洋艦、6 艘炮艇和6 艘魚雷艇與新興的日本艦隊作周旋。
1889年，大清帝國的東鄰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道路上，已經跨過了二十年的旅程，不僅完成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時也正在完成從一個貧弱小國向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的轉變，正在由一個西方列強的打擊對象奮力地躋身于西方列強的行列，虎視眈眈地等待時機向中國進一步擴張。
其實，早在明治維新之初，日本為了彌補地理環(huán)境、物質資源和資本的不足，就以向外擴張作為自己的基本國策，對象就是朝鮮和中國。
1869年，即明治維新的第二年，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就挑起事端，鼓吹征韓。
1870年，明治政府派柳原前光來華，要求清政府像對待西方列強一樣與之簽訂條約。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借口兩年前曾有遭遇風浪漂流到臺灣的五十多名琉球船員被高山族人殺害，向清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琉球雖然實際上受日本控制，但仍是向大清帝國朝貢的藩屬，清政府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臺灣、琉球“二島俱屬我土，土人相殺，裁決固在我，何預貴國事？”1874年4月，日本悍然成立遠征軍統(tǒng)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tǒng)帥，西鄉(xiāng)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派出三千人進攻臺灣。后來經過英國公使等所謂的調停，清廷不僅事實上承認了琉球是日本的屬國，而且給日本賠款白銀50萬兩。
日本第一次對中國小試牛刀便嘗到了甜頭。這只是明治政府仿效西方列強對外實行擴張的開始。19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華思潮日益囂張，如江藤新平提出《支那南北兩分論》，陰謀伙同俄國瓜分中國：
宜先與俄國提攜，將朝鮮收下，進而將支那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將北方讓給俄國，將南部收歸我日本所有。以三十年為期，在支那內地敷設鐵路，待經營就緒，即驅逐俄國，圣天子遷都北京，從而完成第二次維新之大業(yè)。
又如副島種臣提出《大陸經略論》(又稱《大陸進出意見》)，強調指出：
日本四面環(huán)海，若以海軍進攻，則易攻難守。若甘處島國之境，則永遠難免國防之危機，故在大陸獲得領土實屬必要。如欲在大陸獲得領土，由于地理位置的關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國與朝鮮。
1884年日本在朝鮮策動甲申政變失敗后，在國內又掀起一股反華浪潮。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率先“主張立即對清開戰(zhàn)”，并鼓吹要準備天皇御駕親征。此后日本更加緊了對大陸作戰(zhàn)的準備，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多種大陸作戰(zhàn)方案，其中以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陸軍大佐小川又次草擬的《清國征討方略》最為著名。它提出日軍對華作戰(zhàn)的總目標是“先攻占北京，擒獲清帝”，將中國分割為六塊，然后分別處置之。并指出：
東洋命運關系清國興亡者頗多，若萬一清國成為它國蠶食對象，我國命運亦不可料。莫若為使歐洲不致侵入，我國先主動制定統(tǒng)轄清國之方略。(轉引自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新華文摘》2004年第17期)
在此期間，日本瞄準中國加緊擴軍備戰(zhàn)。據(jù)西方的統(tǒng)計，它的海軍戰(zhàn)艦在1880年還只有15 000噸，到了1890年已經發(fā)展為41 000噸，是十年前的2.74倍；1900年躍至187 000噸，更是十年前的4.5倍多，超過了奧匈帝國，位居世界第七(〔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王保存等譯，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中日兩國不同的決策取向，決定了各自國家的命運。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zhàn)爆發(fā)，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赴日求和，于1895年簽訂了《馬關條約》，日本吞并朝鮮，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列島，賠款白銀二萬萬兩。自此，中日之間的國際地位及其形勢完成了一個大逆轉。
這種逆轉也反映在兩國的鋼鐵工業(yè)上。此次中國的全部賠款折合日元三億六千萬，是日本國家年預算的五六倍，因此日本的工業(yè)得以大幅度的發(fā)展，才有六年后八幡制鐵所的投產；而漢陽鐵廠建成之日，正是慈禧壽慶、鐵路停辦、甲午戰(zhàn)敗之時，因國家難以支持，陷入了資金危機，難以為繼。
光緒十五年，開始親政的皇帝，還處在處理日常事務的實習階段，小心翼翼地看著慈禧的眼色行事；他的改革激情還要等待時日，還要等待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去刺激，才會強烈地迸發(fā)出來。名義上歸政了的老佛爺，每天悠閑地在中南海坐上西苑鐵路的小火車，讓小太監(jiān)們拉著，在這座游動的宮殿里賞心悅目地瀏覽御苑的風光，然后到北海下車去吃午飯。但是，她的腦子里卻始終在繃緊著一根弦，乾清宮養(yǎng)心殿里的一草一木、一舉一動，都在她的眼角余光籠罩之中。
光緒十五年，大清帝國的兩代決策者，對于國家的處境都缺乏應有的危機感，對于來自東鄰日益嚴峻的威脅也都缺乏應有的警覺，或是尚未具備治國的宏觀思維能力，或是根本沒有萌生這種意識，都還不可能把國家的現(xiàn)代化、把改革納入他們主動思考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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