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與孫荃訂婚之初,原打算從日本留學歸來,經(jīng)濟上有獨立收入之后再來談婚論嫁。首次贈孫荃詩中的“請守清閨再五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1918 年 4 月 27 日,他在致長兄曼陀先生信中說的“母老矣,不能為弟養(yǎng)妻養(yǎng)子也”,也同樣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然而,隨著彼此間情感的微妙變化,以及雙方家庭和家長的“催逼”,到 1920 年,他們不得不舉行婚禮了。
“催逼”他們早日舉行婚禮的壓力,首先來自女方。
孫荃小郁達夫一歲,1917 年和郁達夫訂婚時已是 20 有余,這在當時,別說是江南一隅的鄉(xiāng)村,就是在全國大部分地區(qū)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齡的青年。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類繁衍的基本法則,也是自然規(guī)律。據(jù)中國傳統(tǒng)觀念和民間的風俗習慣,女兒家到該出閣的年齡,如果還沒有出閣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會輿論譴責和詰難的。
到 1920 年,孫荃已年滿 24 歲,這在當時已是罕見的未婚大齡女子,無疑要引起鄰里鄉(xiāng)親的關注。
鄉(xiāng)親們的熱情關注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是促使孫氏家長“催逼”郁達夫早日回國完婚的第一動力。
其二則是來自孫荃本人的強烈欲望。
孫荃自第一次來郁家相親之后,便深深喜歡上坐落在富春江邊的這個破落的鄉(xiāng)紳世家,并認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這之后,她不但經(jīng)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還主動地給兩位老人代筆與郁達夫互通音訊。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與郁氏家族融為一體。
未來兒媳和孫媳頻繁地在郁家走動,并將兩代老人侍候得異常周到,自然會引起兩位老人的好感,她們也希望這位溫柔賢惠的“媳婦”早日過門到郁家生子育女。
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孫荃,這時候則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她和郁達夫的婚姻雖早已有雙方家長“鐵定”,而且自己還不斷與其書信來往、詩詞唱和,但這位風流才子,東洋留學生內心世界是個什么樣子的,他對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卻是一片白茫茫,對未來更是不可預知。她想,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那一顆溫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達夫同枕共眠一段時間,一定會博得他的歡心,贏得他的愛憐。因此,在她的心靈深處是巴不得早一點兒與郁達夫舉行婚禮的。
雙方家長的態(tài)度,代表了孫荃的心聲,而孫荃殷切的期待,又為雙方家長早日與他們完婚堅定了信念。但遠在異鄉(xiāng)的郁達夫,這時的心情則和他們完全相反。
據(jù)蔣增?!恫排べt妻·良母》一文考證,郁達夫 1917 年第一次回故鄉(xiāng)省親時,母親就有意讓他完成婚禮,他以學業(yè)要緊相推托,只同意完成一個簡單的訂婚儀式。
其時當時在郁達夫的心里,有點不大滿意母親的包辦,以及嫌孫荃太土氣,但他為了不使母親傷心,想來一個“拖拖看”。不料孫荃卻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雙方的家長也都認為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訂婚以后孫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決心了。此后,孫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還擔起了與達夫通訊的代筆者。久而久之,達夫在心靈深處,便對孫荃產生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這個鄉(xiāng)下姑娘了。
蔣增福在文中用辭特別謹嚴,也相當準確。訂婚之初的郁達夫對孫荃確實是不那么感興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過后來隨著書信來往,漸漸產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罷了,至于說到馬上洞房花燭,共度春宵,恐怕在郁達夫的心里還沒有這個準備。更何況那時的郁達夫正一門心思地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籌辦“純文藝性雜志”,無暇顧及回國結婚之類的瑣碎小事。
郁達夫等人籌辦“純文藝性雜志”,始于 1919 年的暑假,到 1920年的春天已大致就緒,并著手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