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外交官考試的舞弊行為深惡痛絕，但他并沒有放棄后來的高等文官考試。

與十幾天前參加外交官考試時的心情一樣，郁達夫對這次高等文官考試同樣是充滿自信和希望的。他一大早便乘著忽明忽暗、閃閃爍爍的星月來到東華門，靜靜地在太和殿外等候入場時的點名。

夜殘將曙，曉風寒露，秋意已深。郁達夫觸景生情，不免又傷感起來。他想自己千里迢迢從日本回到國內，又如此不辭辛勞地趕到這里，不就是為了要爭取一個報效祖國的機會，爭得一片施展才華的舞臺嗎？可他這一片苦心、一番美意，又有誰能夠理解呢？當天的日記是：“今日為高等文官考試之第一日，余起床時，剛三點半，微月一痕，濃霜滿地，進東華門時口占一絕云?！?/p>

疏星淡月夜初殘，鐘鼓嚴城欲渡難。

耐得早朝辛苦否？東華門內曉風寒。

吟完此詩，應考的人們陸陸續(xù)續(xù)地集聚到了東華門。當他與一群“搖頭擺尾的先生”，在“太和殿外的石砌明堂里”等候點名時，他仰起頭“看了一眼將明未明的青天，不知是什么緣故，他心里好像受了千萬委屈的樣子，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忽然打了幾個冷痙”，真是“恨不得馬上把手里提著的筆墨丟了，跑上外國去研究制造炸彈去”。

同樣的原因，郁達夫的高等文官考試又一次名落孫山。他真是心灰意冷到了極點，剛進京時像春天的樹葉那樣蓬蓬勃勃的希望，現在卻在肅殺的秋風中片片墜落了……

1919 年 10 月 27 日，寫于北京的《靜思身世，懊惱有加，成詩一首，以別養(yǎng)吾》，就是憂傷、悲哀、激憤等情感的自然流露。

京城的兩次考試，郁達夫都以失敗而告終，這對他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造成的心靈傷害也是難以用言語概括得了的，而與胡適等新文化領導失之交臂的遺憾，同樣使他無限傷感，耿耿于懷。

郁達夫這次來京城，除參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試之外，心中還隱藏著一個秘密，這即是與胡適等新文化運動領導人相會，共同開拓新文化運動的廣闊天地。

1917 年，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發(fā)動和領導的“文學革命”運動，像晴天一聲霹靂，瞬間便給橫行盤踞舊中國數千年的“文言妖孽”以致命的打擊，同時也啟迪了一批希冀改革、謀求民主和解放青年知識分子的覺悟。留學日本的郁達夫對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提出的“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的八大文學革命主張極表贊同，他認為，由胡適八大文學革命主張在中國所引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已經喚起了幾千萬同志者”。領導中國這場文藝復興運動的胡適等人，也將像歐洲 17 世紀發(fā)起文藝復興運動的諸先驅一樣名彪千古，記載史冊。

從對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文學革命衷心擁護起，再加上本人對文藝事業(yè)傾心熱愛，郁達夫隨之就主動地加入了廢除“文言妖孽”，消滅“桐城謬種”，采用白話，創(chuàng)造新文學的革命行列。先是放棄了一向所喜歡的舊體詩詞的寫作，進而轉向白話小說的創(chuàng)造。據他在日本留學時的日記透露，《金絲雀》《相思樹》《兩夜巢》等新小說就完稿于 1917 年前后。

繼《金絲雀》等白話小說的嘗試成功，郁達夫又于次年的暑假，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留日青年學生一塊兒計謀成立新文學社團，創(chuàng)辦“純文藝性雜志”，以此來響應胡適、陳獨秀等人在國內掀起的“文學革命”運動，并且還企圖與他們取得聯系。關于這一點，他在致胡適的信里說得甚是明了。

郁達夫致胡適的信，寫于他參加完外交官考試的當天夜里。在信中，他把自己比作美國 18 世紀的散文作家、詩人愛默生，而把胡適卻奉為愛默生理想中的人物——愛亭袍。

愛亭袍是 18 世紀末葉歐洲著名的作家，及頗有威望和影響力的雜志《愛亭袍》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