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奏折沒有發(fā)生任何實際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沒看都難說。當時應詔上的折子也太多，咸豐雖值英年，又主動征求言路，但是國家問題太多，上奏提的問題又大致相類。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復，大不了的，批個“知道了”，也就算不錯了。

然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卻急驟發(fā)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桂平爆發(fā)，短短幾個月就接連打敗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圍追堵截，突出重圍，扯旗北上，稱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豐任命他的舅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擔任前線總指揮，任命順天府尹鄒鳴鶴為廣西巡撫，協(xié)辦軍務。當時，賽尚阿的職位最高，與咸豐帝的關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廣西前線，在朝野之中，引起極大反響，大家認為這次的形勢可不一般了。

曾國藩更是著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發(fā)牢騷說，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們的紛紛奏章，皇帝多置于不問，或以“勿庸議”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不相與”，將“書生之血誠，徒供胥吏唾棄之具”，表示不滿。

“為國藩籬”的“血誠”，促使曾國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個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折。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自己是冒著極大風險上的此折，因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為二品大員，誥封三代，此時不盡忠直言，對不起國家黎民。他認為，新君登位，滿朝謹小慎微，“唯阿之風”正在刮起，對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長了皇帝的“驕矜”，養(yǎng)成“惡直而好諛”的習性，可就是國家的禍事了。因此趁著元年新政，冒死把“驕矜之機關說破”，使皇帝“日就競業(yè)”，使廷臣“趨于骨鯁”，以樹立朝廷進取之風氣。

出于“濟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國藩進行了這次冒死的犯顏直諫，幾乎因此而丟了前程甚至是腦袋。

這次上疏的內容的確也是不比尋常的，他是直接給皇帝提意見，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評咸豐苛求小節(jié)，疏于大計，對廣西前線的將帥安排不當；第二方面是批評咸豐文過飾非，不求實際；第三方面批評咸豐驕矜，出爾反爾，剛愎自用，驕傲自滿，言行不一。

據(jù)說，曾國藩的這個疏稿不僅呈給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幾篇奏稿那樣，石沉大海。在上朝時曾把要害之處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來。

自廣西金田起義后，前線的風聲越來越緊，咸豐的朝會也就很多，所議內容多也是戰(zhàn)爭之事。在一次朝會上，曾國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內容。

開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瑣碎之風”，舉的例子是皇帝自繼統(tǒng)之后，往往以小節(jié)歸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廣西的軍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籌借中皆有失誤。

咸豐聽完了第一段，克制著火氣，又往下聽。曾國藩第二節(jié)講的是“杜文飾之風”，舉的例子是皇帝廣開言路，但對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以萬里之外；優(yōu)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p>

曾國藩先批評皇帝處理廣西軍務失措，又批評皇帝開言路是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