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對于錢學森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

上午，錢學森一家乘坐“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郵輪從美國到達香港；

中午，跨過羅湖橋，抵達深圳；

晚，到達廣州。

得知錢學森平安歸來，周恩來總理打電話給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長陶鑄，指示要熱烈歡迎、親切接待錢學森及其家人。

周恩來總理說：“要好好待錢學森，科學家是我們國家的精華，他是科學家的一個代表。”

后來，錢學森在回憶周恩來時，這么說道：“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共產(chǎn)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共產(chǎn)黨的。”

正是根據(jù)周恩來總理“要好好待錢學森”的指示，在錢學森一家跨過羅湖橋的時候，在羅湖橋深圳一側迎接錢學森一家的中國科學院秘書處負責人朱兆祥，是從北京專程趕來的。朱兆祥受國務院陳毅副總理的派遣，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代表來迎接錢學森，并在錢學森回國之初，陪同錢學森走訪全國各地。

朱兆祥先生在50年后回憶說：

當我到廣州時，陳毅副總理已有電報來請省府關照。地方上很支持，派了一位副處長陪同我前往深圳協(xié)同工作。

1955年10月8日深圳羅湖橋頭動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難忘懷的。當時我們已經(jīng)從中國旅行社探知，錢先生等30位離美歸國人員所乘郵輪將在九龍靠岸，當時的港英當局屈從美國的壓力，對錢先生等一行將以所謂“押解過境”的屈辱名義來對待。近中午時分，羅湖橋門打開了，這支光榮的愛國者隊伍踏上界橋，面向祖國，步行過來了。正當我們拿著照片緊張地搜索錢先生一家之時，我的手突然被隊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勁地握著。我猛轉身，發(fā)現(xiàn)對方眼眶里噙著的眼淚突然掉了下來。我意識到，此時此地我這個人，雖然原來誰也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是來干什么的，現(xiàn)在卻被看作偉大祖國的代表了。我也極為感動。就這樣，一個挨著一個，每個人都帶著激動的淚痕跨入國門——我終于接到了錢學森先生一家。永剛和永真兩個天真的孩子拉著我的手，不停地喊著：“Uncle Zhu，Uncle Zhu”（引者注：即“朱叔叔，朱叔叔”），他們也和父母一樣沉浸在回到祖國的幸福之中。同時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所在地帕薩迪納出發(fā)，和錢先生一家一路同行的還有李正武、孫湘教授一家。進入深圳車站休息室坐定后，我把科學院吳有訓副院長和院學術秘書錢三強先生的歡迎函面交給他們。錢學森先生站了起來，再次和我們握手，并走到李教授跟前說：“正武兄，這下我們真的到了中國了。恭喜！恭喜！”兩個人又激動地握手。孫湘教授把懷中的孩兒遞給丈夫，從手提包里取出他們隨身帶來的離美那天出版的《帕薩迪納晨報》給我看，上面印著特大字號的通欄標題——《火箭專家錢學森今天返回紅色中國！》。

這天，錢先生終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國，開始了生活上嶄新的一頁。

在如今已經(jīng)解密的檔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從浙江杭州加急發(fā)給中國科學院并轉外交部的電報，這份電報同時抄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這份題為“錢學森等已抵深圳”的電報，真實記錄了錢學森剛回國時的情況：

“錢學森8日已抵深圳，當晚抵廣州，游覽一日后赴上海?！?/p>

電報說，錢學森歸國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馬尼拉、香港等地受記者包圍外，美國當局未加阻礙，“可能由于近期美國對此態(tài)度略有改變，扣留不成，就討好些，故未留難”。

電報稱：“錢學森等留學人員經(jīng)歷了五年的軟禁和特務跟蹤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們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對于歸國的留學生們，國內(nèi)公共場所的整潔和招待人員的效率都使他們感到興奮，感到祖國進步的神速。到廣州后，他們急著上書店買《憲法》、‘五年計劃’等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