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沒多久，有次李富春來西花廳開會，江青又來了電話，恰好又是韋明接了電話。江青要問一聲李富春，敲定與那位電影劇本的作者談話的時間、地點。韋明問過李富春，給江青回了電話：“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辦公室里談?！?/p>

“你記錄一下參加談話的人員名單，回頭再向富春同志報一下……”江青一口氣點了二十多個人。韋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聲：“哎呀，二十多個人了，富春同志的辦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許多心眼小的女人有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聽不出好壞意思，她硬邦邦又甩過來一句：“這是你的意思還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韋明不高興了，冷冷一聲：“我的意思?！?/p>

“那你不要管！”

“你這人怎么這樣啊？”韋明真火了，確實少見這種好壞不分的人，“我是不該管，這個電話我都不該接！我不是你的秘書，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書，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說完，不等江青有所反應(yīng)，韋明便掛斷了電話。

江青氣壞了，給總理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告狀信，給韋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還有條“媚上壓下”。總理看過這封信，也沒當(dāng)什么事，還叫韋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韋明邊看邊發(fā)牢騷：“說我媚上壓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還不媚她一下，我還壓她！”

總理只輕描淡寫說一句：“壓她也不對嘛，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評?！?/p>

那時的政治空氣和同志關(guān)系還是比較健康的。兩天后，韋明在周末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沒有再使性子，反而熱情地邀請：“韋明，咱倆跳一場吧！”

周恩來終于把江青當(dāng)個人物來對待，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把江青當(dāng)個人物來使用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江青與張春橋等人聯(lián)合起來，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之后。記得1966年底，毛澤東召集的一次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坐在毛澤東左側(cè)，周恩來、陶鑄、葉劍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澤東右側(cè)。毛澤東在談到運動形勢時，先舉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輕輕一揮：“對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區(qū)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不燒不行，要繼續(xù)煽風(fēng)點火?！彼又峙e右手朝周恩來、陶鑄等人輕輕一揮：“但是燒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還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這是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藝術(shù)。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燒燒他們，“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機把這一大批老干部“燒成灰”，總理千方百計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就是無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韋明兩次頂撞江青的事如果是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結(jié)果將會怎樣呢？

1968年3月中旬，總理根據(jù)主席的想法，主持召開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會議定于下午4時在大會堂接見廳召開。負責(zé)會議現(xiàn)場警衛(wèi)任務(wù)的是中央警衛(wèi)局警衛(wèi)處副處長成元功同志。

會前半小時，江青的警衛(wèi)員孫占龍給成元功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成元功給準(zhǔn)備飯，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先吃飯，后參加會議。成元功忙找到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請他盡快按要求備好飯，放在旁邊的小山東廳里。這時，黨中央、國務(wù)院、軍委及“中央文革”有關(guān)負責(zé)人都到了，就等著江青。

當(dāng)時，中辦主任兼警衛(wèi)局長汪東興也在場，成元功及時向他作了匯報。汪東興就帶了成元功站到會議廳門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鐘。汪東興先給她敬個禮，然后成元功上前報告：“江青同志，開會在接見廳，您的飯在小山東廳，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聲，昂著頭進了開會的接見廳。

那時，江青掛在嘴頭的一句話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頌揚的是“旗手”，全體參加會議的高級干部們都起立了，表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