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軍好像也碰上了放不開手腳的問題，而且比對手更甚。

刺刀都要捅到胸口上了，還要絕對跟上邊保持一致，聽命于當家人，一級級請示到張學良那兒。東北軍好像不是出自兵圣孫子故鄉(xiāng)的軍隊，不懂得“將在外”的道理，不然也就不叫“張家軍”了。對于江橋抗戰(zhàn)被動挨打的消極防御，自然也就不會有人提出異議，好像也用不著他人操心。

從一開始就“獨走”的關東軍，則是另一種情形。

在日本陸軍的《陣中要務令》中，要求上至司令官，下至普通一兵，都要受一種在非常情況下可以擅自決定和相機行動的修養(yǎng)訓練，并教育他們因坐等命令而誤失戰(zhàn)機者，不得再入天皇統(tǒng)帥的軍隊。

為了“獨走”到底，本莊繁寫了辭職報告進行威脅，要求與更合適的人調換工作。

司令部參謀片倉衷認為，在司令官決定辭職前，應先由幕僚提出意見較為有利。他立即起草電文，經三宅參謀長和板垣參謀同意后，作為參謀長以下所有參謀共同署名的抗議性電報拍往東京：

戰(zhàn)時高級司令部的參謀長，必須有遠見卓識和統(tǒng)制能力，保持當機立斷的勇氣，尤其要有敢于自己承擔責任的氣概。現(xiàn)在關東軍的缺點就是司令官膽小怕事，參謀長又缺乏上述氣質。在非常之秋，必須錄用非凡之人才。

要不說明，誰能想到這話竟然出自片倉衷這位大尉參謀之口？

另一位咄咄逼人的林義秀少佐，則對清水領事搞起特務活動，“嚴密進行監(jiān)視之”，是為了“不使清水軟化”。因為“領事方面不了解有關本件之情況，請勿對我方之行動加以干涉”。

而當時來到東北的陸軍中央部成員，許多人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很快就附和關東軍的意見了。

在此期間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駐奉天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態(tài)度的變化。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這位據(jù)說與軍方對立得很厲害的外交官，在11日給幣原喜重郎外相的電報中說：

帝國在北滿的威信，與向嫩江方面出兵以前相比，有顯著下降之感。將來在北滿方面，不僅會陷入極為不利的處境，而且對滿蒙問題的解決以及我整個對華關系，恐怕都會帶來很大妨害。政府既已使事態(tài)擴大到今天這樣，作為不得已的措施，本官亦大體贊同。

“獨走”也好，同步、齊步，或者不得已跟上、緊緊跟上關東軍的腳步也罷，日本政府和陸軍中央部都樂不得見到已經和即將的現(xiàn)實。無論彼此頂牛多么厲害，只不過是激進與緩進的策略不同而已。

從九一八事變到二戰(zhàn)結束，除了被奉為神一樣的天皇，日本走馬燈般變換首相，始終缺乏一個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樣的一個權威人物，結果就是七嘴八舌地亂戧戧，都跟著軍方的戰(zhàn)車跑了。

不會“獨走”的東北軍，倒是不乏這樣一個人物，從九一八事變到江橋抗戰(zhàn)、熱河抗戰(zhàn)，也就免卻了許多口舌之爭。只是這位少帥的絕對權威，是建立在他的能力、魄力和雄才大略上的嗎？

事變不久，駐朝鮮日軍越界，是司令官林銑十郎“獨走”。

11月6日，第2師團主力和第39混成旅團一部火速增援江橋，是本莊繁“獨走”。

15日，關東軍司令部向陸軍中央部報告，在嫩江附近能夠動用的兵力，步兵約十個大隊，騎兵兩個中隊，野炮兵六個中隊，重炮兵兩個中隊，工兵一個中隊。

中央部急了，當即采取措施，緊急增派三個飛行中隊，并將預定在大連登陸的第4混成旅團，改道朝鮮釜山。

飛機不用說了，艦船在海上慢，去大連登陸還得繞遠，在釜山下船就乘上火車了。

三間房前線，飛機連日轟炸，毀損工事，殺傷、疲憊對手。南滿安奉鐵路，客貨列車全部停運，為軍列讓路。長春日軍則由四（平）洮（南）線轉洮昂線，轟隆北上，直奔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