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圈子里，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而且，他們還在忙著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么多才思。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別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別喜愛的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shù)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shù)親近散文。酈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

九

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fā)，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只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fā)。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象唐代的來到。

人們習慣于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

政文兩途，偶爾交錯。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醞釀于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jīng)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fā)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因此出現(xiàn)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fā)。

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guī)律。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xiàn)象，在歷史上也僅此一次。

不管怎么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fā)，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試看天下萬象：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xiàn)，那就等于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于沒有貯存；一切內(nèi)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于沒有內(nèi)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fā)，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會聚，那就沒有壯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xiàn)、迸發(fā)、會聚，都因群體效應(yīng)產(chǎn)生了新質(zhì)，與各自原先的形態(tài)已經(jīng)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臺，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

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爭斗掩蓋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樣。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顏真卿，主導了一系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大致說得不錯，只是有點夸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并因自立而自覺。

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于政治，還對于哲學。現(xiàn)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這種說法也大致不錯，但不必抱怨。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fā)，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淡了。

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wěn)定而明確的哲學理念。文學就是文學，只從人格出發(fā)，不從理念出發(fā)；只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么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zhuǎn)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

為什么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么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標，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標？

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標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后世被民眾喜愛的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