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為我們帶路的人不知不覺又來到我們身邊，為避開視線，領著我們繞了很多彎，最后繞到機場航道另側，那里正停著飛往北平的專機。我們一行人迅速登機之后，飛機立刻起飛，飛機上只有我們一家人。中午，飛機平安抵達北平西苑機場。當大伯被周恩來通知一道到機場接人時，還莫名其妙，待看到我們一家人從機上走下來時，真是意外高興。

據(jù)說，我們所乘接代表團的飛機起飛后，有人向當時的京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報告，湯說：“不會吧，去查查。”后知確有其事，即派機攔截。危險的是此機已追到青島但停在另一機場，錯過了攔截時機。就這樣我們到了北平，一下子從“白區(qū)”來到“紅區(qū)”。

飛機到達北平后的場景，一純曾寫過文章回憶：“我看到飛機沒有按照慣例停在候機大樓前的停機坪上，而是遠遠地在起飛跑道上等候。汽車一直開到飛機前，我們剛跨進機艙，飛機就起飛了。當天下午，我們平安地到達北平西郊機場，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代表葉劍英同志。

“我們全家這次安全轉移，是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他指派北平軍管會交際處處長王拓（“文革”后曾任國家體委對外司司長）守在電臺旁，和南京、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取得聯(lián)系，指示他們要盡快找到我們全家，并把進展情況隨時向他報告。地下黨找到我們后，周恩來又親自安排我們轉移。接送車輛如何解決、轉移走哪條路線，他都一一過問。他還特別指出，飛機不要停在候機樓前，要遠離人群，以免混進壞人。就這樣，我們及時擺脫了國民黨特務，在北平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離開上海到達北平的當天晚上，周伯伯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他們。

父親在北平安頓下來了，雖然由于在西北兼職，不得不經(jīng)常來往于西安和北平之間，但主要活動還是在北平。所以，父親一決定留居北平，毛澤東、周伯伯就交代主管單位為父親解決寓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