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漢縣,我當川軍獨立旅參謀長。其中一團長叛變,事前毫無所悉。叛兵圍了旅長林光斗將軍公館,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來找我。那是一間民間的樓房,我剛好微感不適,在樓上和內(nèi)弟洪君器閑談,突然聽到門口人聲鼎沸,雜以槍聲,情知不妙。洪攙著我從樓上窗口往后墻外跳下去,沿著城墻走到郵政局里。局長范眾渠是素來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陜軍留守處(此處陜軍陳樹藩部已入陜)林黃胄參謀(也是保定軍校同學),把我接去藏起來。叛軍到處搜索,風聲很緊,不得已扮作傷兵混在陜軍傷病隊里出城,經(jīng)萬源入陜,始脫險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敵人從我左側(cè)背獅子林登陸,已到我軍左側(cè)后方,如果被包圍之勢一成,我軍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為了抽調(diào)部隊迎敵并安定正面軍心,在敵機不斷轟炸下,我還是坐了車到前線去。中途敵機來往太緊了,便棄車步行。半路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車到了八十七師司令部。它在江灣葉家花園。剛到那里,敵機又集中轟炸,我躲在園內(nèi)毫不堅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還拿來鋼盔給我?guī)?。炸彈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樹斷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彈,大家都笑著說:“這是日本鬼子來歡迎總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較大的驚險,小驚險就更不必說。我是個革命軍人,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這些驚險也不過是我的奮斗生命中幾個小小的波紋罷了。
其實,父親遭受到的危險當然是遠不止這些了。在警衛(wèi)隊的時候,他有一次站在山頭上偵查敵情,山下是條小河,河對面就是敵人。他正在拿著望遠鏡瞭望的時候,對面的敵人發(fā)現(xiàn)了他,槍彈連續(xù)地打了過來,有一顆子彈擦耳而過。從他身后的衛(wèi)士和傳令兵身上穿過,一個從腦袋穿入,迸出腦漿而死;一個從嘴邊穿入,打落了牙齒。父親并未中彈。
父親作戰(zhàn)勇敢的名聲逐漸就起來了。
他很快從隊長升為連長、營長。他帶兵,無論到什么地方,決不帶行軍床,只是隨身帶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們的空檔里睡。
他自己也說:“在作戰(zhàn)時總是站在第一線前面。無論行軍、宿營,一概以身作則。無論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頓好,勤務(wù)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飯當然更是同在一起,士兵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對士兵作精神講話,鼓勵他們,并且經(jīng)常關(guān)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紀律情形,所以這一營兵帶得很好。”②
就是在父親所說的第三次大難不死那回。他被繳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羅天骨的一封來信,隨后就入川去了呂漢群的第五師,被任命為少校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