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約翰·列儂,但只有這本書中的列儂如此憤怒、兇悍。
1964年,曾有一個躊躇滿志的列儂;1967年,曾有一個迷幻的列儂;1969年,曾有一個長發(fā)的列儂;1970年,則是如此剛猛的列儂。
這一年的列儂手中只有一個武器:“搖滾樂是真實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基于這樣簡單的觀念,列儂向一切他認為虛假的東西發(fā)起了猛攻。在這些進攻中,當然免不了抖摟些搖滾樂背后的秘聞,列儂粉碎了總是興高采烈、清純可愛的年輕Beatles形象,他描述樂隊早在利物浦的俱樂部混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用藥——“我總是需要藥才能生存”。而真正要命和有趣的是,列儂把Beatles判定為藝術冒牌貨——“我們無非是一個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樂隊……僅此而已”;“我的技術不怎么樣”;“我彈得很爛”;“我也不喜歡多數(shù)Beatles的歌”;在英國各地巡演之前“我們的音樂就已經(jīng)死了”;“我們殺死自己,換取后來的成功”;“Beatles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混蛋”;對由Beatles和搖滾樂帶來的革命,他的結(jié)論是“夢已經(jīng)做完了,一切都還是老樣子,只不過如今我已經(jīng)30歲,而一大堆人留了長頭發(fā),如此而已”……
盡管連《佩柏軍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Sgt. Pepper’ s Lonely Heart Club Band)這樣的曠世杰作都曾被評論家們無情嘲弄,但是,有誰曾用如此無情的言語諷刺過被許多人視同生命的最大的搖滾神話?
不僅如此,他同樣打破別的神話——迪倫的新專輯“是一堆狗屎”;米克·賈格爾“是個笑話”;激進嬉皮士“讓我惡心透了”;大眾閑得沒事干才會去用神秘主義解讀Beatles或是《圣經(jīng)》“密碼”;對“知識分子”(甚至洋子的知識分子氣)、“精英”、中產(chǎn)階級和暴發(fā)戶的挖苦更是隨處可見。
同許多人印象中和藹、幽默、說話輕聲細語的列儂相比,這個列儂是一個愛說三道四、懷恨在心和放縱任性的人,原因十分直接:
1968—1970年是他和洋子最艱難的歲月,他們在政治和藝術上的探索和求新之舉被保守的傳媒和批評家們抨擊;他在進行”原生吶喊“治療;洋子剛剛流產(chǎn)……所有這些,奠定了這個訪談的基調(diào)。
這時候的列儂是一個內(nèi)心充滿痛楚的人,其中一個最大的痛楚,就來自保羅·麥卡特尼和喬治·哈里森對小野洋子的態(tài)度,他認為他們“瞧不起她”、“羞辱她”。他對保羅利用樂隊解散事件去推銷唱片也備感憤怒。于是他披露了樂隊解散的真實情形,與保羅公之于眾的大相徑庭;于是他放言”保羅的東西是垃圾“;于是想斬斷他與Beatles的任何關系;于是他對以往生活中的幾乎所有人都大放厥詞,似乎是想樹立起一個截然不同的公眾形象,或者說,是想從公眾和歷史強加給他的重負之中獲得自由。那個樂觀、幽默的列儂如此強烈地表現(xiàn)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這絕不表明列儂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從表面上看,列儂從Beatles解散中所受的感情傷害遠遠沒有保羅他們大,但是當他總是說他不記得Beatles以前的事的細節(jié)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內(nèi)心的傷痕。有時候,你依然看得出來他對Beatles的感情,比如,他覺得自己可以批評樂隊,但還輪不到米克·賈格爾。
但是,這個列儂依然對自己也一樣殘酷,他不止一次拒絕揚·溫納的恭維,拒絕任何光環(huán),甚至在洋子出來打圓場的時候也拒絕她的遮掩,比如他說:“操縱就是操縱,不用逃避。”
所以,當小野洋子說“像他這樣的人,以前沒有,以后也不會有了”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她說得過分。在搖滾樂史和其他藝術門類的歷史日漸被故意拔高、有意遮蓋、成心粉飾的風氣變得無趣、蒼白的時候,看到列儂充滿斗志、袒露內(nèi)心的言論,實在讓人血脈賁張。而要了解一個人在人生的關鍵時刻的洶涌內(nèi)心,要了解一顆偉大的藝術心靈刻意進取、先行認清時代真相、不惜拋棄一切名利的巨大勇氣,這本書絕對必不可少。
當然,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也要加以留心,其中也必然有假話,比如,列儂說1962年以后他同保羅就很少再合寫歌曲,就顯然是故意抵賴事實。在另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可與本書媲美的長篇訪談All We Are Saying(即《花花公子》訪談)中,列儂曾經(jīng)對此作了修正:“是的,我撒謊了,我們是看著對方的鼻子寫了大多數(shù)歌。”他甚至坦承,《滾石》訪談中的謊言根本就是為了永遠摧毀Beatles神話的手段。
在All We Are Saying訪談中,列儂更多談及了個人生活、與洋子的關系,談他從一個癮君子變成一個居家男人,談他的哲學,談他后來的每一首作品,自然,他也再次談到與樂隊的分裂。他強調(diào)他們很偉大,但已經(jīng)成為過去。他對自己與Beatles的關系作了更寬容、平和的描述。那是10年后又一次巨變的列儂,同這一個相比,他睿智、平和、溫柔的一面表露無疑。
就在All We Are Saying訪談在雜志上發(fā)表的前后,列儂遇刺身亡。這兩部長篇訪談,也就成了世人公認的最能深刻反映列儂當時所思所想的長文。在我們的心目中,他所談及的具體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根本不愿意被供奉為神的人最不設防的內(nèi)心。
溫納創(chuàng)辦《滾石》雜志最大的動力,就是為了有一天能和列儂碰面;而《滾石》創(chuàng)刊號的封面,也是列儂的照片??辛袃z這篇訪談的那兩期《滾石》,也是雜志最早賣斷的兩本。雖然兩個人的友誼因為是否出版這書而出現(xiàn)裂痕,但當列儂被刺殺的時候,溫納如喪考妣的表現(xiàn)和那封出現(xiàn)在雜志中的哀痛信件,對兩人的關系做了最好的說明。
在這篇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24歲卻無所畏懼的天才記者和一個30歲的天才媒體操控專家的角力,比如溫納一直想把問題拉回Beatles,但顯然列儂更有興趣談論現(xiàn)在、談他如何被改變、談他現(xiàn)在生活的環(huán)境、談他會如何前進。對他來說,離開Beatles無非是人生的另一個開始。
無論從記者的角度還是從受訪者的角度,這都是一部可以進入教科書的訪談。當然,真正重要的是,即使在列儂最憤怒的時刻,你也能讀出他對洋子充滿謝意,對未來充滿信心。
所以訪談的最后一個問題,如今讀起來讓人神傷:被問及對“當我64歲”的想像時,列儂以為他還有機會老來同洋子在愛爾蘭的海邊翻看一輩子胡鬧的剪貼簿。
我不禁回想1980年12月,幾個十幾歲的小子在四川大學的木床上收聽美國之音,第一次聽到有一個叫列儂的歌手被人刺殺。還要過很多年,我才會懂得這個拗口的名字,對喜歡搖滾的人意味著什么。
★ 本文摘自《列儂回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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