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不抵抗主義”就不僅是張學良的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干部”的集體決定了。

張學良與榮臻通話時，“事變”剛剛開始，張學良只知道“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但是“事變”的發(fā)展很迅速，日軍很快就占領營口、長春等許多東北城市，應該說，日軍的侵略意圖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主張“不抵抗”。9月22日，張學良得悉日軍有向哈爾濱推進之勢，致電東省特區(qū)長官公署轉護路軍司令部說：

頃聞日軍有向哈埠推進之訊，如果屬實，仰相機應付。維彼不向我軍壓迫，我應力持鎮(zhèn)定；萬一有向我軍施行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沖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保安全。

此電雖無“不抵抗”之詞，但內容與“不抵抗”并無二致。當時，國民黨大佬李石曾、張繼、吳鐵城在北平，都和張學良討論過“事變”問題。9月23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報告：

對沈陽事件，漢兄等主張始終不抵抗，但以急速解決為妥。

如果說，“事變”初起，榮臻剛剛以電話向張學良請示時，張學良以為還是“尋常性質”，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時已經(jīng)是“事變”后的第5天了。張學良卻仍然沒有改變“不抵抗主義”的任何表示，這就不是以判斷失誤可以解釋的了。

12月21日，日軍分三路進攻遼西重鎮(zhèn)錦州，張學良仍無堅決抵抗打算。同日，他致電第一軍司令于學忠，電稱：“近當日本進攻錦州，理應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逼浜?，蔣介石下野返鄉(xiāng)，25日，南京國民政府電令張學良“應盡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在此情況下，東北軍曾與日軍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棄錦州，退入關內。不久，蔣介石復出。同年6月，汪精衛(wèi)、宋子文等自南京飛北平，會晤國聯(lián)調查團。19日，汪、宋會晤張學良，動員張在山海關地區(qū)與日軍“小加抗戰(zhàn)”，但是，仍然受到張學良的堅決拒絕。關于這一過程，張學良回憶說：

見面之后，出示蔣委員長親筆函，大意是汪院長來平，為對日軍事問題，同我相商。

談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華北對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詢問，政府是否具有堅絕的決心，有無相當?shù)臏蕚?。我們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轍。汪答曰：“不是那個樣子的事，是因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論攻擊，希望我對日本作一個戰(zhàn)爭姿態(tài)，小加抗戰(zhàn)，至于勝敗則所不計，乃是在政治上可以應付輿論之指責也?！蔽荫雎犞?，驚訝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無準備和決心，擬犧牲將士之性命，來挽救延續(xù)政治之垮臺，我不取也。”汪遂曰：“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說：“你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討。既然說是同我商討，這種并不是真正的抗戰(zhàn)，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辦法，我的表示是，決不贊同?！?/p>

這時候，東北早就全境淪陷，日本已于當年3月成立“滿洲國”，并且進一步覬覦華北。蔣當時的計劃是，要求張學良撤換庸懦無能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兵“占據(jù)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蔣認為：“救國御日之道，莫此為要”，曾在日記中表示：“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币虼?，蔣介石托汪精衛(wèi)帶給張學良親筆信的內容，并不如張學良所述這樣簡單。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張“小加抗戰(zhàn)”，“作一個戰(zhàn)爭姿態(tài)”，但是，對于一個渴望洗雪家仇國恥的愛國將領來說，不正是提供了一個“為國效力”的機會嗎？至少，可以乘機要求南京政府發(fā)奮備戰(zhàn)呀！然而，張學良仍然毫不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