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1931年之間，蔣介石惟一授權(quán)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機構(gòu)，是國民黨改組后的中央總部的密查組。在這之前，陳果夫在上海的招生單位是蔣的情報機構(gòu)。1926年的第二次黨代表會議上，在戴季陶和張靜江（兩人都是浙江人）的支持下，陳果夫被選為黨中央監(jiān)查委員會成員；同年稍后，陳當了組織部部長。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蔣的非正式特工很多，這是因為1927年之后在他自己支持下發(fā)展起來了各種秘密組織，蔣采取讓這些組織各自為資金和權(quán)力互相爭斗、互相制約的手段來對其進行控制。蕭作霖：《復興社述略》，第63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半正式的小組還是成立了，它的任務是對付共產(chǎn)黨員，并從中央黨部撥出秘密“特別經(jīng)費”提供給它，利用它來控制國民黨內(nèi)部的反蔣分子。黃雍：《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第16、83頁。密查組亦稱“聯(lián)合組織”，以陳立夫為首，他曾經(jīng)領導國家軍事委員會保密處，當過國家改組委員會的總書記。據(jù)波曼說，負責清除共產(chǎn)黨員和有親共嫌疑人員的調(diào)查組分為三個科，戴笠負責二科，該科受命對軍方人員進行監(jiān)視。Boorman，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1：207。

正當1927年的清黨開展之時，戴笠在總司令私人間諜系統(tǒng)里的正式職責與他的個人任務并不完全相符。到了1930年，他似乎已經(jīng)開始在二科里，通過繼續(xù)成為他秘密特工核心的十人團，來形成他個人的“機構(gòu)”。這些黃埔的畢業(yè)生就像明清時期官員中的“幕友”，一開始都從戴笠那兒領工資。事實上，他們直到1932年蔣重建他的秘密特務組織時，才作為政府官員正式加入該組織。關于這一點，見劉恭：《我所知道的中統(tǒng)》，第59—60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6頁。在那四年里，其人事稍有變動。1930年，其成員包括王天木、唐縱、張炎元、徐亮、胡天秋、周偉龍（唐生智的軍警頭子）、黃雍、馬策及鄭錫麟。后來最后的兩個人要求退出，于是唐縱讓劉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們。

十人團的正式名稱是“調(diào)查通訊小組”，對于它斯巴達式緊張而嚴厲的工作風格，有過各種敘述。從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時間從事軍統(tǒng)在全面發(fā)展到后期時所特有的腐敗活動。大夏天里，在南京這個中國最悶熱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會經(jīng)常在十人團位于雞鵝巷53號的總部連續(xù)三天三夜廢寢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著一杯開水咽下油條之類的點心而已。文強：《戴笠其人》，第187頁；沈醉：《軍統(tǒng)內(nèi)幕》，第1頁；劉恭：《我所知道的中統(tǒng)》，第59頁；章微寒：《戴笠與“軍統(tǒng)局”》，第83頁；徐鑄成：《杜月笙正傳》，第98頁。這個小組是在“外語訓練班”的名義下開展活動的。章微寒：《戴笠與龐大的軍統(tǒng)組織》，第283—284頁。

盡管密查組名義上歸陳立夫統(tǒng)一領導，但它的各個部門之間競爭激烈。當戴笠和他的十人團在密查組設在雞鵝巷的辦公處活動的同時，另一個對手小組——它被認為是代表了陳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園路的辦公處對國民黨非軍事人員進行反共的調(diào)查活動。關于雞鵝巷辦公處的描寫，見沈美娟：《戴笠新傳》，第179—180頁。這個被稱為密查組一科的小組由徐恩曾領導，同樣由黨中央總部的秘密資金支付經(jīng)費黃雍：《黃埔學生的政治組織及其演變》，第16頁。關于徐恩曾背景，見祝韻雅：《中統(tǒng)頭目徐恩曾》，第156—161頁。

與此同時，另一個秘密警察機構(gòu)在由江西南昌“剿匪”總部管轄的三個省份成立。而蔣介石于1931年也開始授命組建諜報科。次年，蔣在軍事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鄧文儀向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在“剿共”地區(qū)內(nèi)三個省的保安行營里成立調(diào)查科，其總部歸南昌保安行營領導。蕭作霖：《復興社述略》，第60頁?！靶袪I”一詞根本沒有點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行政和軍事的絕對權(quán)力。VandeVen，StatesofWar，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