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共產(chǎn)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產(chǎn)黨就不會在內戰(zhàn)中取勝。）見JohnCrabtree上尉的有關評論。Lovell，OfSpiesandStratagems，pp 50—51。我們曾在《紅巖》里見過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戴笠和軍統(tǒng)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一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杰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奸和折磨了無數(shù)個手無寸鐵的婦女，并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洞黧抑馈?，第5頁；DeathofTaili。

“秘密世界是一個病態(tài)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只有在秘密的遮蓋下才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一個由理性因果關系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為所欲為?！盤faff，SecretNatureof“Spies”BusinessInvitesFolly，p21a 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產(chǎn)生懷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云的形象，但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了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xiàn)代中國意識的某一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一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只當作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折射，那么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夸夸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蕩產(chǎn)生了一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個被扭曲了的時代的一個粗糙反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