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所推薦的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的一封信。由于毛澤東的親自推薦，使趙紫陽受到全國的注意。毛澤東還親自為趙紫陽的信寫了按語《介紹一封信》：

介紹一封信

（1958年7月3日、30日）

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領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jīng)四天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對早造生產(chǎn)的看法問題；二，群眾路線問題；三，大字報問題。這些都是全國帶普遍性的重要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們認真一閱。《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這封信的風格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這封信是在廣東黨內(nèi)刊物上發(fā)表，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nèi)文件發(fā)到北京的。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fā)表，無疑對當?shù)赝竞腿h同志都有極大好處。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么）能收300斤已經(jīng)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jīng)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jīng)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們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進他們?nèi)〉媒?jīng)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群眾路線問題，仍然是一個值得全黨注意的問題。其辦法是從全省各縣、全縣各鄉(xiāng)中，經(jīng)過鑒定，劃分為對于群眾路線執(zhí)行得很好的，執(zhí)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壞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和執(zhí)行得很壞的這樣三大類，加以比較，引導第二、第三兩類都向第一類看齊。到第一類縣鄉(xiāng)去開現(xiàn)場會議，可以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但農(nóng)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黨性的問題，仍然需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

1958年7月3日

此后，為了在《紅旗》雜志發(fā)表趙紫陽的這封信，毛澤東再度致函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

此事請你處理，我來不及了。

毛澤東

7月30日

1958年7月14日，毛澤東就《湖北京山縣合作鄉(xiāng)八一社常年辦食堂的經(jīng)驗》一文，又批示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閱。退毛。

第11頁湖北京山縣合作鄉(xiāng)一個合作社辦食堂一事，可以考慮在紅旗上發(fā)表。

毛澤東

7月14日

《紅旗》創(chuàng)辦伊始，影響并不很大。后來，在中蘇兩黨大論戰(zhàn)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fā)表，使《紅旗》雜志為國內(nèi)外所矚目。在“文革”中，重要的社論常以《紅旗》社論名義發(fā)表，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合稱“兩報一刊”，影響更大了。

在陳伯達擔任總編輯期間，《紅旗》雜志雖然也發(fā)過一些好文章，但主要是在為極左路線制造輿論。尤其是在“文革”中，《紅旗》成了“左”旗，攪亂全黨、全軍、全國的思想，起了極壞的作用。

《紅旗》編輯部也不斷擴大，人員不斷更換。關鋒進入《紅旗》，成為常務編委。戚本禹進入《紅旗》，成為歷史組負責人。王力、關鋒、戚本禹，成為陳伯達手下的三員“左”派大將。

《紅旗》編輯部設在北京沙灘。那里的一幢大樓，這半幢是《紅旗》編輯部，另半幢則是文化部。也就是說，《紅旗》編輯部在大樓里所占的辦公用房，與文化部旗鼓相當。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在批判“兩個凡是”的那些日子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旗幟鮮明，唯有《紅旗》堅持“兩個凡是”，使《紅旗》聲譽掃地。后來，《紅旗》終于?？?，改出《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