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字，分開看，每個我都很熟悉。但由于不明白最后一個中國字“歸”，所以簡直就無法理解整句話的意思。不得不再次請毛澤東解釋一下這個中國字的意思并對整句話里使用這一格言作出自己的解釋。

“您還打算長時間在這里搞秘書活動嗎？”突然聽到斯大林帶命令口吻的聲音?？梢栽O想一下我在這種時刻的自我感覺。我像觸了電一樣……

“請按字面意思翻譯這個字和整個句子！”他吩咐說。

斯大林說罷，連頭也沒有回。但貝利亞的頭卻似乎單單轉向我，他戴著夾鼻眼鏡，有一雙鷹一般敏銳的眼睛。我感覺到了他的目光……

有一次，和我坐在一起的毛澤東小聲地問我，斯大林為什么把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摻到一起，而其余的同志為什么不這樣做。我回答說，很難解釋，這事最好問斯大林。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并說，這不禮貌。

“你們在那兒秘密地小聲交談什么，要背著誰？”我背后響起了斯大林的聲音。他的話在我內心產生了某種迷信般的恐怖。這種突然的問話把我嚇了一跳，我把臉轉向他，看到一個戴夾鼻眼鏡的人（作者注：指貝利亞）的兇惡目光。

“是這么回事……”我開始說。

“是的，是有點事……”斯大林說。

“毛澤東同志問，您為什么把各種酒摻起來，而其他同志為什么不這樣做？”我說。

“那您為什么不問問我呢？”他用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我早就發(fā)現(xiàn)，他有點懷疑我，不大相信我?！罢堅?，毛澤東堅持不要這樣做，他認為，這樣問您有點不禮貌……”

“而您覺得在這兒應該聽誰的呢？”斯大林略帶狡黠地問我。

費德林所回憶的兩樁小事，純屬芝麻綠豆，卻生動地反映出當時中蘇兩黨最高級會談的氣氛——彼此都緊張地提防著，并非鋪滿友誼的鮮花。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會談，總算逐步有了進展，發(fā)展到要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于是，毛澤東命周恩來總理前往蘇聯(lián)。

周恩來帶著政府代表團出發(fā)。代表團成員中有伍修權（時任外交部蘇聯(lián)東歐司司長）、李富春（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葉季壯（時任中央貿易部部長）、呂東（時任東北工業(yè)部副部長）、張化東（時任東北貿易部副部長）、賴亞力（時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還有何謙、沈鴻、蘇農宮、歐陽欽、柴樹潘、程明升、聶春榮、常彥卿等。

另外，后來又增加了賽福鼎、鄧力群、馬寒冰。

駐蘇大使館武官邊章五，參贊徐介潘、戈寶權也參加了有關工作。

周恩來于1950年1月20日乘火車抵達莫斯科。在車站迎接的有米高揚（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維辛斯基（蘇聯(lián)外交部部長）、羅申（蘇聯(lián)駐華大使）和王稼祥、陳伯達等。

此后的中蘇政府會談，在周恩來和維辛斯基之間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