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電話上聽到張愛玲去世的消息后，不出兩三天即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趕寫了一篇文章《超人才華，絕世凄涼：悼張愛玲》，主要參考資料即是一九七○年以來她所寄我的信件，現(xiàn)成放在我書房的公文柜內(nèi)，抽閱很方便。但張愛玲至遲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后，即該同我通信了。某一天我查看原先專存先父、先兄家信的四只長盒，無意中發(fā)現(xiàn)其中一只早已改放了幾個文學界重要朋友的信件，張愛玲大部分六○年代的信件也在內(nèi)，可惜沒有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信，可能因搬家被我丟棄。我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從匹茲堡遷居紐約以來，雖搬了兩次家，一次從六樓搬到二樓，另一次從一一五街搬到一一三街，所有的書信文件都未遺失。一九六三年以來張愛玲所有給我的信件都可以按年月有系統(tǒng)地排列起來了。

愛玲來信大部分找到之后，我當然也想起了三十多年來我自己給她更多的信。她經(jīng)常在信上抱怨搬家遺失東西之苦，因之初在《對照記》上看到了“三搬當一燒”這句名言，我對自己的信件究竟保存了幾封更不敢樂觀。但人已不在，連我給她的信也覺得很珍貴，于是一九九六年秋我給了宋淇夫人鄺文美一封信，問候二位的健康，順便也問及愛玲遺物里有無我信札之事。文美嫂體弱，不寫回信自在我意料之中。十二月四日我先后從蔡思果、高克毅二兄那里聽到了悌芬兄去世的消息，除了在年卡上向文美嫂致唁以外，更不敢去驚動她。但隔不久我即收到《聯(lián)合文學》總編初安民先生約稿的信，無論如何要在三月份這期書信專號上見到張愛玲給我的信。我想假如《聯(lián)文》讀者看到的，不只是愛玲的書信，而是我同她的信札來往（correspondence），豈不是更有價值，讀起來也更有味道？因此在文美嫂最哀痛忙碌的期間，我不得不再去信麻煩她，并托克毅兄在電話上為我說項。終于在正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我收到了文美嫂的航空快信和我的舊信十六封。星期五下午，她還來電話問我有無收到了信件。星期六又收到了她一封“扶病作復”的航空快信。文美嫂如此赤心待我，無以為報，只有好好寫篇悼念悌芬兄的文章給她看看，也留給世人作參考。遺憾的是，這篇悼文至今尚未寫出，文美嫂亦已作古。

在收到自己舊信之前，我已盡了一番努力，把所有愛玲寄給我的明信片、賀年卡和信札，憑其日期先后排出一個次序來。愛玲長圓形的字跡，個個端莊，認清不難。但她有個壞習慣，即在信末只寫下某月某日而不記其年份。我自己也不好，多少年來書房里只有一座四只抽屜的公文柜，供保存信札之用。但六○年代以后，朋友的信札與年俱增而公文柜容量不變，只好把舊信從個別檔案里抽出，放在大信封內(nèi)，另作處置。同時我也只好丟掉好多信封以便容納新信。這對寫明年月日的信件，沒有關系，但我把愛玲的信封丟了一小半，實在是自添麻煩。有好幾封信，要做了好幾種周密的考慮后，才能決定其年份。有時難免出錯，我曾把信件編號一○二誤作七十一先登在《聯(lián)文》第一六三期。在《聯(lián)文》第二一三期才更正，故連載時此信登過兩次。

張愛玲的信大半寫在洋蔥紙（onion paper）上，隔了多少年，潔白如舊，折縫的地方也不會破裂。有些信則寫在以紙漿（pulp）為主要成分的劣紙上，色澤早已轉(zhuǎn)黃，折縫處黃色更深，且容易破裂。有大志的讀者，最好從小養(yǎng)成用洋蔥紙或其他高級紙張寫信的習慣。說不定自己真會成了大名，連早年寫的信件也有可能流傳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