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民國熱”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塊，打開媒體，經(jīng)常看到熟與不熟的作者談?wù)撁駠宋?。讀多了，我有一種厭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為媒體上的“點綴”。雖然，談?wù)撁駠宋?，既是新聞出版媒體自身的需要，也有寫作者的名利滿足。寫作者本來也有“吃人”一說，我自己也不僅“吃”過老子，更幾乎“吃”盡了民國人物。只是在網(wǎng)絡(luò)時代，50后、60后與90后的作者具有一樣的知識資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維基百科的拼湊者，如何不做一種觀念、時尚話語的表達者，或政治知識正確的詮釋者，是我需要“突圍”的。

因此，在歷史札記、隨筆之外，我的“歷史散文”之路也有縱深演進。我反思過歷史寫作，何以大家談歷史人物時多有“先入之見”？有時看一個標(biāo)題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說什么話，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國粉、儒粉還是“杮油黨”，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觀、90年代的細節(jié)史觀、知乎粉還是果殼粉。那么，研讀歷史人物，我們?nèi)绾伪ＷC自己的客觀公正，如何才能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和內(nèi)心情態(tài)？“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边@一“禮義”在當(dāng)下不過是某種“時勢權(quán)力”。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齊的一個原因，我希望紀(jì)傳一個人物，不是讓讀者受到哲理啟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導(dǎo)其人生或生命參與進來，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歷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圍”是多方面的。我們當(dāng)代中國人受教育以來，即對階級分析爛熟于心，但在今天卻很少有人以之觀察筆下的人物。研讀《易經(jīng)》時，我明白中國文化也極重“時、位”。對一個人的人生階段和社會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們又怎么談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來為媒體寫了一組文字，只從謀生理財?shù)慕嵌葘懸粋€人，這樣寫時，不免理解歷史人物的言行何以會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魯迅、胡適為例，魯迅只是溫飽有余，中產(chǎn)不足；而胡適則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產(chǎn)，盡管他們都有國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選擇和差異也對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響。我也寫過一組商人，職業(yè)商人為傳統(tǒng)四民社會階層的末流，但近代以來地位漸起，他們在近代中國起過非常大的作用，我寫他們，仍希望落實到個體本位上來，在傳統(tǒng)縉紳階層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棟梁轉(zhuǎn)型的時代，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

隨著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對歷史人物的關(guān)注也自覺轉(zhuǎn)向邊緣者。如果說年輕時只以為理想的變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現(xiàn)代化的倡導(dǎo)和推動者才活得有意義，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當(dāng)有效者；后來的我明白，一個社會的個體成員在立身處世方面有多種選項，他們從每一方向出發(fā)都能抵達圓滿究竟。正如本書幾乎只以材料紀(jì)傳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樣“目不識丁”的王鳳儀老人所說，“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