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來了。沈從文雖然對自己的命運有明確的預感，但他還是沒有料想到會發(fā)生這樣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他的大標語和壁報，同時用壁報轉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全文；時隔不久又收到恐嚇信，他預感到即使停筆，也必將受到無法忍受的清算。在強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發(fā)展成精神失常。”

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是一九四八年三月在香港生活書店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上刊出的，這一輯同時刊出三篇文章，“火力”集中地抨擊沈從文，被點名的還有朱光潛、蕭乾等，以對沈從文的批判措辭最為嚴厲。署名本刊同人、邵荃麟執(zhí)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認定沈從文是“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幫兇和幫閑”，“直接作為反動統(tǒng)治的代言人”；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公報》為紀念熊希齡出版“熊秉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刊”，沈從文發(fā)表《芷江縣的熊公館》，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就是針對此文，指斥這是“掩蓋地主剝削農(nóng)民的生活現(xiàn)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tǒng)治”的“新第三方面運動”的代表作品，“地主階級的弄臣沈從文，為了慰娛他沒落的主子，也為了以緬懷過去來欺慰自己，才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然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也最反動的文藝”；當然，“戰(zhàn)斗性”最強、影響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對沈從文的文學活動作了更為“全面”、“徹底”的批判：文學上，沈從文是“桃紅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更為嚴重的是在政治上，“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zhàn)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zhàn)無關論’；在抗戰(zhàn)后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zhàn)爭反對反革命戰(zhàn)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沖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

沈從文不怕文學論爭，他怕的是文學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沒有想到幾個月之后，在北平即將易手的歷史時刻，自己所在的學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貼上壁報。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當初發(fā)表之時，因為這表明，使沈從文心懷憂懼的政治力量的威脅，逼迫到眼前了。

一月初，沈從文在舊作《綠魘》文末寫了這么一段話：“我應當休息了，神經(jīng)已發(fā)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4；456）“最高點”，也即是說，再下去，就要出問題，毀或者瘋。沈從文清醒如此。“我應當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十八日，沈從文無意中翻出《愛眉小札》，不免想起當年對自己有極大幫助的徐志摩，就在書上記了此時的感慨：“孤城中清理舊稿，忽得此書。約計時日，死者已成塵成土十八年。歷史正在用火與血重寫，生者不遑為死者哀，轉為得休息羨。人生可憫?！保?4；475）

沈從文精神上的狀況牽動了朋友們的關切和擔憂，梁思成、程應銓同在二十七日寫信，邀請沈從文到清華園休養(yǎng)。二十八日，這天是農(nóng)歷除夕，羅念生一早就陪伴沈從文從圍困的城里前往已經(jīng)解放了的城外的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