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研究，我實在是外行。讀了一遍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覺得很精彩。但是此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和價值，我不能完全了解，蓋要評價，需得對義和團研究之方方面面有一定知識才行。

不過，讀了他的《中文版序言》中有關中國學界熱衷于“起源研究”的批評，頗有一些想法。周錫瑞引用日本學者小林一美的話，說中國學者“熱衷于尋親，而忽略了對形成義和團運動的固有邏輯及發(fā)展規(guī)律的解釋”，所以，一般著眼于“組織源流”的研究，而他自己則注重降神儀式對義和團發(fā)展過程所起的作用（6頁）。因為義和團很松散，僅僅從組織源流上去探討是不行的，農村降神儀式使很多人自發(fā)地加入了習武隊伍，降神儀式中的神靈、功夫、巫術更容易在農村流傳，因而對義和團的形成起了決定的作用（7頁），這種說法也許有道理。

在全書結論中，他又引用了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話，對歷史學界“起源偶像”的職業(yè)迷戀進行了批評，說那些專注于尋找名義上相同或相近的“起源”的做法，是“把始祖與解釋混淆起來”，“或者更糟，他們發(fā)現(xiàn)的始祖只是在名稱上偶然相同”（362頁）。也許這值得深思，因為它很可以反思對于道家和道教的淵源的追尋，我總覺得公元二至四世紀的道教形成，不應當在道家的思想中尋找來源，而是應當在當時社會與人們的觀念、行為和習慣中尋找它突然興盛的原因。

（199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