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開電視，看見印度國會正在舉行一次會議，盡管內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雙習慣了中國的眼睛看來，卻比平日好看。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或許是史無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樣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國家中之所以近乎獨一無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在一個因一種理念而非地理、語言或者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里，這種制度得來不易。這種理念甚至贊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僅可以，而且歡迎同時擁有多種或者一種身份。

因此，我是一個德里人，也是一個說英語的人，一半婆羅門人血統(tǒng)一半泰米爾人血統(tǒng)，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個后天選擇的無神論者，一個天生的穆斯林。但把這些多樣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強有力又最難以歸類的一個身份：我是一個印度人。

所以說，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處就在于：它發(fā)展出調節(jié)機制，可以處理大范圍的多樣性以及頻繁、活躍的爭執(zhí)必然導致的結果。構成這種機制之基礎的指導性共識，或許也是唯一的共識，就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贊成—除了表達不贊成態(tài)度的程序以外。

對于“如果我能選擇的話，我是愿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仍然無法幫我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與中國學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兩種—不同，我總是被鼓勵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當年我在德里念哲學的時候，穿著印度土布做的無領長袖襯衫、為人真誠的?？ㄌm教授總在課堂上大聲強調：“永遠不要盲從?！?/p>

如果我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我會這么說：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會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

在印度，盡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fā)電機以及在花園里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通過必要的私人渠道彌補了公共產品的匱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隨意享受討論“印度理想”的本質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快樂，或者享受贏得一場精彩的辯論所帶來的腎上腺素上升所帶來的興奮感。

印度存在著真正的樂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這些樂趣和自由的并不僅僅是精英。論辯傳統(tǒng)構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體的基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貧寒，我就愿意在中國碰碰運氣，那里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與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對要大。換句話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