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薩義德在BBC電臺的里斯講座上講，純屬個人或純屬公眾的知識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達，就意味著進入公眾視野。興趣廣泛而優(yōu)雅的薩義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識分子定義：“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為業(yè)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奔s瑟夫·康拉德將文學創(chuàng)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將人們從無意識的黑暗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而在班達、雅克比與薩義德心目中，知識分子則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與乏味，他們的武器是強烈的好奇心，而敵人則是一切循規(guī)蹈矩與面目可憎的重復，他們力圖賦予暗淡的現(xiàn)實生活以意義。

讓我們回到哈耶克與波斯納的嘲諷，我承認他們的批評都有道理，他們厭惡的是那些未經過思考便盲從既有觀念的應聲筒。但是，他們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納）妨礙了他們看到更深的危機，知識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淪入過度專業(yè)化與技術化的陷阱，失去了對更廣闊世界的好奇心。他們不是過度傳播新觀念，而是對新觀念渾然不覺。況且，我們不應要求每一位活躍思考的知識分子都作出正確的判斷，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保持不停地思考。

當這場爭論跳躍到中國的語境時，我們則面臨更加復雜的狀況。長期以來，我們將知識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種類型的技術專家、工程師、醫(yī)生或是社會學教授，只要他們占有專業(yè)知識、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就是知識分子。但同時我也要承認，將知識分子這一角色過于理想化同樣是個錯誤，一些中國學者頑固地將之塑造成類似索爾仁尼琴那樣的異議分子，他們只強調知識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卻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當為了批判而批判時，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種機械的重復，它失去了知識分子最珍貴的思考與創(chuàng)造精神。

作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長并成熟起來的中國青年來說，他們經歷了一個知識分子氣質極度匱乏的年代。我們是怎樣度過大學時代的——那些陳舊的教材和日復一日被轉述的陳腐的知識。我甚至可以不無粗暴地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大學生其實從未接觸過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我們被教會背誦、服從、考試，而缺乏奇思異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識匠人代替了知識分子,他們無力對變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應。在轉型期必然出現(xiàn)的價值混亂中，我們聽不到他們清晰有力的聲音。

“大學不再像過去那樣受人青睞。”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說，大學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唯一中心，它擁有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它們是思想庫、研究代理商、調查代理商、管理咨詢公司和媒體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爾·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國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識分子是為《時代》、《新共和》這樣的雜志工作，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學院工作會束縛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而在中國，更尷尬的是，當我們的大學仍未擁有（或恢復）它的知識中心的地位時，類似思想庫、媒體這樣的競爭對手也未成熟。思維上的普遍混亂與平庸狀態(tài)，不斷提醒人們，整個社會是多么需要知識分子與他們所代表的氣質?；蛟S，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還擁有李澤厚、劉再復，擁有“走向未來叢書”，鼓舞了社會最活躍的階層更廣泛地參與知識或公共事務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