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說可能聽起來有些草率，但也道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服務于民主的教育不僅要給更多人提供教育機會，還要明確民主社會的公民需要何種教育。對此，最近前耶魯法學院的院長，現在參與“偉大經典”（Great Books）計劃給耶魯大學本科生上課的安東尼·克龍曼給出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在一本有著雙關語書名《教育的目的：我們的大學為何放棄探索生命的意義》（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的書中，克龍曼推薦一門向學生介紹西方文化建構性觀念的學習課程（在耶魯，這門課是自愿選修的；在我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它是必修課）。在耶魯，較少的學生，大約10%的上課學生加入了這個名為“指導學習”（Directed Studies）的計劃。在哥倫比亞大學，這是要求所有學生都學習的“核心課程”，鑒于學校是隨機指定在各學期學習這些課程（目前要求在22歲之前完成），所以這樣做有個好處，不會讓學生們只傾向于結交同一社會經濟狀況或種族背景的同學。核心課程還能防止教員有褊狹觀念。高級和初級教授跟研究生導師一起，每周聚談一次，討論指定的教材——對于來自不同領域，處于職業(yè)生涯不同階段的教師來說，這是考慮大量問題的難得機會。此外，在其各種好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做，通過一種通識教育體系，把大學里所有學生都聯系在了一起：一旦接受過該核心課程，就不會再有學生對于其他任何人來說是完全的陌生人了。

這樣一種課程是選修課，還是必修課，在克龍曼列舉出來供討論和爭辯的觀點中，其價值躍然紙上：個人自由和寬容，民主政府，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和普遍人權的理想；信賴市場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權力的監(jiān)管下作為組織經濟生活、識別需求的機制；在政治領域，鑒于官僚的功能劃分有條有理，機關與官員之間也進行了合法的區(qū)分，因而信賴官僚行政的方法；接受現代科學及其技術產品的應用無所不在的事實；所有這些東西，為世界上很多地方提供了現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礎，沒有這種基礎的地方，人們把它們視為夢寐以求的目標，每個人都心懷最強烈的道德和物質理由朝著這個方向奮斗。

任何一個獲得著名大學BA文憑的人，對這些觀念和做法的來龍去脈，它們出現至今的歷史過程，在社會不能捍衛(wèi)它們時付出的慘重代價，以及西方傳統(tǒng)內外的替代觀念，都應該有所了解。對于一個追求自我滿足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高標準的要求——有教養(yǎng)者的一個標志就是，承認自己的作為永遠都不夠，從而越發(f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