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四書五經(jīng)還是讀書人仕途的敲門磚時，當它們還是換取黃金屋、千鐘粟和顏如玉的籌碼時，不過是一種謀取利祿的媒介，而不能成為精神家園。儒學的去功能化，不僅不會導致其衰落，反而還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韓國，儒學和治國的關系不那么緊密，反倒是香火綿綿不斷。那里的人們也就沒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間看出“吃人”兩個字來，糊里糊涂就馬虎過去了，進入現(xiàn)代社會，公民的人格也沒因此殘損破缺。

“仁義”也罷，“中庸”也罷，作為價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廣。而不能因為某些倡導者的虛偽，就派定相關學說是偽善的、只為專制統(tǒng)治服務等等。不過高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與實用和效益保持距離，非工具化和價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現(xiàn)實的泥淖，為實用目的服務，作為策略和手段來運用，就會失之偏頗，就會有美美惡惡之癖。只有儒學工具化過程結束，其內涵的價值理性才會得到進一步開掘，其精神層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積聚，成為民族和群體的信仰。

再來說說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的方案之所以無法推行，我以為，主要是那時的儒學還沒有去勢，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現(xiàn)實生活中氣勢熏天的權貴們似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仍然有著統(tǒng)治工具的嫌疑，難怪目光如炬的魯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應，革命黨人不答應。甚至，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對各種名頭的尊孔讀經(jīng)，成了那時新潮學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嶺。

俱往矣，近一個世紀的阻隔，塵埃落定，總算使儒學脫離了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回歸自身。因此，感覺上作為中華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為心靈雞湯的孔子，都比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孔子要可愛。也許這位和藹慈祥的老人家與十字架上悲天憫人的耶穌是一類人，也許他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許孔子就是孔子，無人比肩。只要不當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進入必修課，不靠它拿學分，他只是在校園的綠草坪上優(yōu)雅地站站、目眺遠方，再或者上互聯(lián)網(wǎng)常常露臉，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諧圖景?。。ㄝd《讀書》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