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作為全球經(jīng)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的GDP（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總量已超越日本，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當很多國家為流動性不足發(fā)愁的時候，中國到處一擲千金，一副“不差錢”的富闊樣子，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

于是我們也就不奇怪，《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由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讀書界成為暢銷奇書。去世不久的季羨林先生在20世紀末曾經(jīng)瞻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21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領導全世界。這一“東方壓倒西方”的驚世預言在雅克的書里面得到了全面的論證：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主導世界的最強大國家，人民幣將取代美元成為世界的儲備貨幣，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光彩將使紐約和倫敦黯然失色，漢語將如同今日的英語一樣成為全球通用的世界語，孔子的教誨將與柏拉圖思想一起成為西方學生熟悉的經(jīng)典。雅克還呼應季羨林的說法，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場“文明的崛起”：如果說英國在19世紀是海上霸主，美國在20世紀是空中和經(jīng)濟霸主，那么中國到2050年將成為文明的霸主。

富強的勝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勝利

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jīng)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于，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是只以GDP為核心的一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即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xiàn)；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制度體系，是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tǒng)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并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于成德成仁，統(tǒng)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后實現(xiàn)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東亞地區(qū)曾經(jīng)維持了長達千年的統(tǒng)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于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間的現(xiàn)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在歐洲工業(yè)革命興起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全球經(jīng)濟體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jīng)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19世紀之后，隨著歐洲的強勢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于歐洲列強，然后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復、梁啟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隱藏著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史華慈在《尋求富強》一書中指出，嚴復當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的氣質，即贊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類的自然界和在人類社會內(nèi)部的充分表現(xiàn)，以及由此必然要帶來的人類整個社會—經(jīng)濟機器的‘合理化’（韋伯意義上）”；另一個是“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政治的理想主義。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些詞語來代表。這一部分涉及人們在宏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結構中關系的實質，涉及促進實現(xiàn)這些社會—倫理目標的結構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倫理思想，在近幾個世紀里，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導向了這樣的社會—倫理目標，并被卷進了涉及這些不同目標之間互相沖突的關系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