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從文本的內容來看，這道上諭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都應該算是清末新政的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實行新政是清廷針對庚子事變前后各方面壓力重新尋找出路的一種自發(fā)行為。

但是，在清政府看來，可變的只是那些“令甲令乙”的“治法”，至于“三綱五?！边@個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命根子，那是千古不變的“常經”，是萬萬改變不得的。從這時起，清政府接連頒發(fā)了一系列上諭，開始實行他們企圖挽救危機的所謂的“新政”。

在政治機構方面：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裁河東河道總督，湖北、云南、廣東三省巡撫；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祿寺、鴻臚寺等衙門。

在軍事方面：裁汰制兵防勇，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巡警等軍；停武科試，設武備學堂，設練兵處，編練新軍；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

在經濟方面：設立商部，公布商會簡明章程，制定獎勵公司章程，頒布商律及公司注冊試辦章程，派南洋華僑張振勛為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勸誘華僑歸國投資，在京師設立勸工陳列所，設立高等實業(yè)學堂，設立戶部銀行。

在文化教育方面：詔開經濟特科；廢科舉，令各省設立學堂，獎勵留學，進行留學歸國學生考試，給予進士、舉人等出身。

但是，這些所謂的“新政”，因為各種原因，并沒有達到清廷預期的效果。除了獎勵設廠政策和廢科舉、興學校、派留學的措施客觀上起了某些作用外，一般都是“換湯不換藥”的做法，實際上政治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這樣做的結果，自然不僅沒有緩和民眾原有的不滿，相反，它使更多的人從一度抱有某些希望，到希望完全破滅，從而激起廣大民眾更大的不滿。連立憲派人士黃遵憲也無法掩飾他的失望心情，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絕望地寫道：

1901年以后，清政府下決意變法、母子一心之詔，既而設政務處，改科舉，興學校，聯翩下詔。私謂我輩目的庶幾可達乎？今回鑾將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

展轉遷移，卒歸于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