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一百名讀者的口碑效應

電視訪談節(jié)目跟我沒什么關系，書評人每周一次大放厥詞，就像教堂神父做禮拜時焚香那樣令人窒息—可是我抵御不了人們在我耳邊嘮嘮叨叨。媒體的狂轟濫炸讓我對烏埃勒貝克的新作敬而遠之，但只因為西爾維對我輕聲說了句“你應該讀讀瓊·里斯”，我便冒著傾盆大雨四處尋找這個陰郁的島居女人寫的書。貢巴尼書店的女店員洋洋得意地對她的同事們說：“瞧，我說該把里斯的書放在書架上吧！”她做得對，我一下子就買了四本。西爾維、女店員和我，我們三個人挽救了瓊·里斯被雪藏庫存的命運。

有一位作家（我想應該是勒·克萊齊奧），曾經(jīng)說過一本書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它最初的一百名讀者和他們廣而告之的評價。這是真的，有時候幾個朋友的推薦要比一幫專業(yè)記者的奮力宣傳和鋪天蓋地的廣告更有效。再說，有什么能比成為一本新作的前十五位讀者從而自命先鋒更令人沾沾自喜呢？我不怕成為贊美克里斯托夫·伊舍伍德的無數(shù)讀者之一，但今年也許只有我注意到莉里亞娜·馬格里尼的《威尼斯筆記》（Le Carnet vénitien）并且喚起大家的注意，沒有什么比這個更令人高興了。

我不遺余力地宣傳，但只要有人問我一句“最近讀了什么好書”，我的腦子便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來。真是這樣，一片空白。去城里和朋友聚餐前，我臨陣磨槍，把喜愛的書名都審查了一遍—最后還是忘了提最近一個月里讀過什么書。健忘成這樣，我只恨不得大聲咒罵自己。有時候，在被“拷問”的壓力之下，我甚至連放在包里那本書的名字都說不上來。

幸好我的朋友們沒那么糊涂。鄰居歐內斯特跟我在走廊里碰上總會閑聊幾句（這類談話通常短得可以用秒表計時）。有一次，聽說“動物友人協(xié)會”（Association des Amis du zoo）被改名為SECAS（發(fā)音就像“娼妓”pétasse或者“倒霉”mélasse），把我氣壞了。為了安撫我，歐內斯特立刻推薦了弗雷蒙的《植物園》（Le Jardin botanique）。還有讓–羅貝爾，一臉陰謀地遞給我一本布勞維斯的《清晰的紅》。巴貝特，我們在摩洛哥卡馬格海濱度假時的女房東，向我推薦了博斯科。在卡薩布蘭卡逗留期間，烏法一個勁兒地催我去讀阿布德拉克·塞拉納。弗朗索瓦也希望我像他那樣狂熱推崇芒謝特。還有我哥哥，以前我借書給他，如今他成倍地借書給我。這家伙令人驚訝：和所有1960年以前出生的不幸的左撇子一樣，他的字跡潦草難辨，拼寫錯誤百出，像是從來沒上過學?？墒窃谖艺J識的所有人當中，再也沒有比他更敏感、細心、好奇和苛求的讀者了。倘若聘請他畫插圖的出版社稍微有點眼光，就應該搶著讓他為它們的出版物編內容簡介—當然，得由他口述。

口耳相傳的推廣方式也有缺點，記事貼、地鐵票、餐館賬單、銀行卡收據(jù)和各種名目的發(fā)票紛至沓來，塞滿我的世界—因為任何建議都不是白來的。我聽進耳朵里，就得常常為此掏腰包，這也導致了我在郊區(qū)小屋的藏書增長緩慢。

不管怎樣，我剛剛訂購了科爾蒂出版社（Corti）那本埃里克·法耶的《我是守燈塔的人》（Je suis le gardien du phare） ，這是馬蒂娜推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