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動，一月二十三日，聽到中共廣播聲明：（一）與南京政府談判，并非承認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軍隊；（二）談判地點，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舉行；（三）反對彭昭賢為南京政府代表；（四）戰(zhàn)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為了進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誠意，特飭行政院：（一）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志；（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這就是所謂的“七大和平措施”。

這些措施，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是不同意取消戒嚴令。行政院的發(fā)言人說：“開釋政治犯與戒嚴法系屬二事，觸犯戒嚴令不能稱為政治犯。戒嚴法所規(guī)定之事項，無一為政治犯性質(zhì)。在戒嚴地區(qū)負責當局，為維持治安與秩序起見，自應按照戒嚴法辦理?！?/p>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請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并謂南京“政府業(yè)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chǔ)”。李宗仁此時試圖以自己的“法統(tǒng)”地位來對抗蔣介石的“黨統(tǒng)”控制，所以承認以毛澤東主席所提八條件作為和談基礎(chǔ)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聯(lián)席會議討論，也未經(jīng)孫科過目。結(jié)果李電發(fā)出以后，溪口即有長途電話同孫科接觸。孫科唯蔣之命是從，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內(nèi)閣要員悄悄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了。一月二十九日，農(nóng)歷元旦，立法院院長童冠賢向李宗仁建議，代總統(tǒng)應于是日慰勞首都衛(wèi)戍部隊，以示體恤前方將士之意。但原定每名士兵發(fā)給現(xiàn)洋一元，因中央銀行南京分行沒有現(xiàn)金，未能撥付，因而慰勞之舉，臨時作罷。是時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歲的國民黨元老，僅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長居正兩人而已。

是時在溪口同蔣介石在一起的除蔣經(jīng)國外，還有張群、陳立夫、鄭彥芬、黃少谷等，蔣介石決定將國民黨中央常會移往廣州舉行，俾與孫科的行政院密切聯(lián)系。蔣作此部署，無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與中共進行和談。

一月三十一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與中共方面簽訂十三項協(xié)定，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在國民黨內(nèi)起了一定的影響，如浙江省主席陳儀，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要湯恩伯在上海照樣炮制。湯密報蔣介石，蔣開始對陳儀異動密切注意。二月二十一日，湯誘陳去上海，指為“通共有據(jù)”，加以逮捕。此事始終未使李宗仁聞知，成為蔣、李交惡的因素之一。

二月一日，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挽留孫科內(nèi)閣回到南京，特于上午九時專機飛滬。同行者有程思遠、甘介侯等人。十時，專機在龍華機場降落時，僅有吳忠信、吳國楨、朱家驊、方治（1897—1989，國民黨重要的黨務活動家、CC系把守宣傳口的主將。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總裁室秘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要職。1949年退居臺灣。）、潘公展等人迎接，孫閣成員竟無一人到場。李宗仁先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號黃紹竑宅休息。十時許，李往訪上海名流顏惠慶、章士釗、江庸（1878—1960，近代法學家、社會活動家、文化名人。1938年7月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等，請他們以私人資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