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期，都有少數特立獨行的人與主流社會作對，他們標新立異的做法能夠吸引眾多的目光和青睞，群體總是會無意識地模仿他們，這就是建立榜樣的一種方式。但無論這些人多么有個性，都不能逾越傳統(tǒng)，至少不能大張旗鼓地反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如果他們這么做，顯然會增加模仿成本，使模仿越發(fā)困難，進而也不利于建立自己的影響力。

過分前衛(wèi)的人，一般都不會對群體產生影響，兩者界限分明，也無法過渡。因此，歐洲文明盡管優(yōu)點泛濫，但他們對東方民族的影響卻始終微不足道。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理解尚不可能，又何來所謂的接納？沒有接納，又如何被傳染影響？

從長遠看，歷史與模仿的雙重作用，會使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的人極其相似，包括那些貌似不受這些雙重影響的個人，如哲學家、科學家和文人等，他們的思想和風格有一種相似性，我們可以輕易地從這些特征中辨認出他們所處的時代。甚至與某個人不用通過長時間的交談，我們就能全面了解他喜歡讀什么書、有什么消遣習慣、生活環(huán)境如何等問題。

傳染不但能迫使個人接受某些意見，而且能迫使個人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以瓦格納的歌劇《唐豪塞》[43]為例，它在1845年上演時頗受蔑視，觀眾也是寥寥無幾。但過了幾年，《唐豪塞》卻聲名鵲起，那些之前尖刻批評它的人，此時對它大加贊賞。傳染的威力如此之大，所以誰掌握了傳染的技巧，誰就主導了輿論，誰就可以成為控制群體無意識的真正主人。

意見和信念的普及最容易受傳染的影響，群體絕不會接受推理或論證。目前流行于工人階級中的學說，都是他們在公共場所學到的，這些都是斷言、重復和傳染的成果。每個時代創(chuàng)立大眾信仰的方式都如出一轍。19 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勒南，他就曾精確地把最早的基督教創(chuàng)立者比作“從一個公共場合到另一個公共場合傳播觀念的社會主義工人”；伏爾泰在談到基督教時也注意到，“在該教創(chuàng)立后，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少數的社會敗類”。

與前面提到的情況相似，傳染在作用于廣大民眾之后，還會擴散到社會上層。一個信條在被它的首批犧牲者接受后，就會開始向社會高層蔓延。傳染的威力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連個人利益的意識也會消失殆盡。

這就解釋了一個事實：不管一種觀念多么荒謬，只要得到大眾的接受，最終它都會以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扎根。

社會下層對社會上層的這種反作用，的確是個較為奇特的現象，由于大眾的信念多數起源于一種更高深的觀念，也就致使這種觀念在自己的誕生地不會產生過多影響。在個別領袖和鼓動家被這些觀念征服之后，他們會取為己用，逐漸歪曲改裝，重新組織一些再次曲解這些觀點的宗派，然后開始在群體中傳播。觀念經過這個篡改過程后變得更加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在被低智能的群體互相傳播后就演變?yōu)榇蟊姷恼胬?。然后再以新面目回到自己的發(fā)源地，繼續(xù)對一個民族的上層產生影響。

從長遠分析是智力塑造著世界的命運，但是這只是一種間接性作用。當哲學家通過這個過程取得思想的最終勝利時，他們早已駕鶴西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