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表4–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對權力的四種作用渠道（威力、準則、游說和報償）構成了挑戰(zhàn)。毫無疑問，不管是通過法律或軍隊，還是通過政府或壟斷來實施，強制執(zhí)行都是最生硬的權力行使方式。隨著三大革命的不斷發(fā)展，依靠強制手段的組織為維持對所在領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會越來越高。

美國和歐盟對非法移民和非法貿易的無能為力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為了預防和抑制非法移民與非法貿易，美國和歐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邊界地區(qū)修建隔離墻和圍欄、加強邊界控制、應用生物識別技術、設置臨時拘留所、發(fā)動警方突襲、召開避難申請聽證會以及將非法人員驅逐出境等。但事實證明，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勞的，也是成本極其高昂的。為了阻止來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國，美國政府耗費巨資，展開了曠日持久的“反毒品戰(zhàn)爭”，卻沒能取得成功。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價值觀的普及讓人們擁有了挑戰(zhàn)強制性權威的空間、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權和經濟透明等價值觀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來越多的倡導者、專家、支持者和平臺的推動。我的意思并不是說強制執(zhí)行已無可能，而是實行強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隨著三大革命的發(fā)展，通過準則或道德義務行使的權力也面臨著挑戰(zhàn)。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依靠習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釋世界。的確，因為疾病和貧窮而壽命短暫的人們在應對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殘酷現實的過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緊密聯系的團體的傳統(tǒng)。但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不再像從前那般依賴傳統(tǒng)的信仰體系，更愿意嘗試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質生活和人們的行為發(fā)生著劇烈變化的今天，習俗或道德義務幾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們能反映變化著的形勢。天主教會面臨的危機就是一個例子?，F在，天主教會越來越難招募到愿意誓守獨身的神父，也越來越無力應對來自小型福音派教會的競爭，后者能夠將教義同特定地方社區(qū)的文化及具體需求結合在一起。天主教會的危機發(fā)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說服和吸引也是權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廣告公司或房地產經紀人會游說消費者，選民或雇員也會被各種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樣改變著游說和報償發(fā)揮作用的圖景。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場選舉即將到來，候選人或政黨為了爭取選票，會發(fā)信息、打廣告，并承諾在贏得選舉后為選民提供服務和工作機會，作為對選民支持的回報。數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見多識廣的選民，他們不大可能再被動接受政府的決策，反而更傾向于詳察官方的行為，更積極地尋求改變并主張自己的權利。遷移革命使選民的人口構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穩(wěn)定。有時，遷移革命還會造就一些利益相關的個體，他們雖然身處遠方甚至國外，卻能夠影響辯論和選民。心態(tài)革命使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懷疑日益加深。

雇主、廣告客戶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區(qū)民眾支持或消費的人也面臨相似的困境，因為社區(qū)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趨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沒那么簡單了。規(guī)模的優(yōu)勢越是縮小，小眾市場和單一議題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場力量和小對手的迫使下，大企業(yè)的行為越來越像利基企業(yè)，對于長期以來習慣了依靠規(guī)模帶來壓倒性權力的大企業(yè)來說，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