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份，我和寧總最終決定華遠與華潤分手，一旦決定，我就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而在此之前，我和寧總一直對分手秘而不宣，我甚至還放了一些煙幕彈：去美國休假、寫書、和小潘打嘴仗，連公司高層都不知道分手的消息，而媒體也在不斷猜測華遠、華潤、萬科這個三角關(guān)系到底走向何方。五個月后，我正式對外宣布分手，一時謠言終止，媒體一片嘩然。更有媒體擔憂與華潤分手后的華遠是否能走遠，猜測“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而我已華遠的二次起飛向外界證明“廉頗不老，尤能馳騁”。

那天早上去公司時，我專門換了套干凈的西服，選了條大紅色的領(lǐng)帶，以顯示這個場合的正式、隆重以及我喜悅的心情。幾個月以來壓抑的情緒也該得到釋放了，我終于可以卸下這個“偽裝”，不再擔任華遠房地產(chǎn)公司這個有名無實的董事長，重新干一番屬于自己的事業(yè)了。

當我在會議上正式宣布這一股權(quán)轉(zhuǎn)讓的消息，同時宣布辭去現(xiàn)公司董事長的職務時，許多員工都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北京市能看到的媒體都用很大的版面、用了特殊的能吸引眼球的巨大黑體標題刊登了這一消息，但各自的角度不同，標題更是五花八門。有的是以“房地產(chǎn)巨頭辭去董事長”為題，有的是以“任志強另組新華遠”為題，有的則從“華遠與華潤的分家”入手，還有的則是懷疑“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次人事的大變動，并非是因為華潤的文化不如華遠，也不是華潤的機制出了問題，其實問題只出在郭鈞一個人身上。也許是萬科的文化無法融入華遠和華潤的文化之中，最終以郭鈞任職不滿一屆就離職結(jié)束了這種文化差異的戰(zhàn)爭。

應該說《萬科周刊》是一本非常好的企業(yè)周刊，我、黃鐵鷹、寧高寧等都在上面刊登過許多文章，共同討論企業(yè)管理與對市場的認識等。郭鈞就曾是《萬科周刊》的創(chuàng)刊人，林少洲、吳有富等干將都是從《萬科周刊》的總編崗位上提拔的，都是名牌大學畢業(yè)生中的佼佼者?！度f科周刊》也是培育萬科企業(yè)文化的重要工具，應該說在建立企業(yè)文化上，他們都應是高手。但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卻都難以和其他的企業(yè)文化相融合，最終都只能選擇單干，我只能將這一差異也解釋為企業(yè)文化了。

郭鈞離開華潤（北京）置地之后，也同樣引起了媒體的關(guān)注。一個年輕人曾在兩年前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tài)進入了一家大公司，并直接當上了總經(jīng)理，所有人都希望看到他的成功。但剛剛兩年，這個紅了一陣子的“新星”就從這個崗位上消失了。許多媒體認為郭鈞只是當了萬科與華遠試圖合并成為航母中的犧牲品。其實，無論萬科與華遠是否會合并，郭鈞都不可能是領(lǐng)頭人，他的道路是他自己走出來的，失敗與成功都與華遠與萬科的變化無關(guān)。此后郭鈞再也沒在這個行業(yè)中做出響亮的成績，也說明他并沒有領(lǐng)導一個好的大的企業(yè)走向輝煌的能力，尤其是沒有獨立創(chuàng)造的能力。即使有人給了他一個好的舞臺，他也沒有充分利用好這個舞臺，或者說他根本沒有能力站在這個舞臺上，演好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