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確，所有過去發(fā)生的投資，都要靠當下的消費來消化。已經(jīng)釀出來的酒，就得有人花錢買去喝。消費不足，過去的投資就沒有收效。把酒一直釀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好酒越陳越香、越香越貴，但是最后還要靠更大的消費力來埋單。

鑒于累計投資存量之巨大，鑒于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也鑒于外需增長趨緩，我認為繼續(xù)靠投資驅動增長的算盤，不應該打得太滿。越是想“靠投資拉動增長”，就越要注意消費的相應增長。這兩匹馬要互相協(xié)調，才能跑得又穩(wěn)又快。

當然，消費也不是打一鞭子就可以上去的。因為消費也受制約。最根本的制約是收入，沒有收入談什么消費？這是常識。但增加收入又談何容易？涉及很多深層次的改革，特別涉及轉型社會最基本的權利界定。比如裁判到底能不能進場踢球，過去似乎是清楚的，但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個哨子進場踢球，還是一道“中國模式”的風景哩。在很多情況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簡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搶球！官與民爭利，哪里還談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沒有收入的實質增長，怎么增加消費？所以說，消費也不是打一鞭子就會上去了。

提高收入還受到更根本的制約，那就是生產(chǎn)率的提升。如果生產(chǎn)力進步慢，國家就算下死命令給所有人加工資，經(jīng)濟也不能持久增長。因為那樣的“收入”，沒有可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的相應增長來支撐，無源之水，終究要枯竭的。

從未來五年、十年的角度看，非要把投融資體制改革到位，非讓市場的相對價格機制更充分發(fā)揮作用，非全面重新界定權利體系，我們才能真正處理好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才能支持國民經(jīng)濟的長期健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