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來衡量，“允許農民進城落戶”比GDP還要抽象?！奥鋺簟惫倘灰彩切袨楹托袨榈慕Y果，但沒有直接的產出。以今天的認識，農民進城改變了生產、消費活動的區(qū)位，利用了經濟過程要素積聚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從而間接地增加了收入和所得。譬如，積聚的工業(yè)比“村村冒煙”，更節(jié)省基礎設施投資，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術進步；集中人口的交易，市場人氣更旺，“純商業(yè)費用”（張培剛的獨立發(fā)現(xiàn)）也更低。因此從包產到戶里解放出來的農村生產力，自發(fā)進城鎮(zhèn)，嘗到甜頭的就進而要求在城鎮(zhèn)落戶。

“允許”政策應運而生。說它更抽象，還不是從“糧食到GDP”那樣，把經濟產出做了更一般化的處理。“允許落戶”不是產出的抽象，而是進入另外一個層面，即我們討論過的“權利”層面?！稗r民進城落戶”之訴求，不再是“生產甲產品還是乙產品”，而是“能不能像城鎮(zhèn)居民一樣，在城鎮(zhèn)落戶，最后成為城里人”。政策說“允許”，開放的是更為抽象的權利，對應的自然是更大的自由。

當然，抽象之權從具體來，也可以回到具體去。比如兩個翻兩番之后，GDP似乎又重新具體化也指標化了。我曾去過一個地方，“五年再造一個××”成為喊得響當當?shù)目谔?。還不是喊喊就拉倒，實際上是靠“烏紗帽”機制層層加壓，“不換思想就換人”—其實就是換頂烏紗帽。此強度比不過當年的“全國大辦”，一般不可能把全部老百姓都卷進來。但是，還是可以把官場搞得個地動山搖的，而“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又把這股力量，“杠桿”到經濟全局去。

“農民進城落戶”也有類似的遭遇。時至今日，城市化—也就是允許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經商搞服務，進而落戶—與GDP即經濟增長的關系，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城市化也從權利的抽象層面，退到比較具體甚至可以高度指標化的狀態(tài)。一些地方下達農民轉市民的年度計劃，我們的同學實地訪問，真的見到一輩子住在農村、現(xiàn)在仍然住在農村，但戶籍卻改為城鎮(zhèn)居民的“市民”。這也算不得為天下之先，早有別的地方10年前就“宣布”一晚上完成了百分之百的城市化。

于是引發(fā)批評?！癎DP至上”，批評只顧經濟不及其他的傾向；“偽城鎮(zhèn)化”，劍指虛夸的為政之風。輿論幾乎一致呼吁改變考核體系。發(fā)展目標方面，有建議以“產品服務的質量和生活品質”來約束GDP；有建議把環(huán)境代價算進去，搞“綠色GDP”；也有建議用國民“幸福感”代替冷冰冰“客觀的GDP”；更復雜的建議是用“全面小康指標體系”取代GDP。城市化方面，不少人建議降溫以防止“大躍進”，特別是呼吁穩(wěn)健推行戶籍改革。這些批評建議各有道理，不過也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要把政策目標定得更精準、更具體。

問題的重點可能另有所在。經驗說，考核指標的改善當然會影響行為，例如本文提到的從糧食、鋼鐵轉向GDP，層層政府和官員的行為邏輯的確發(fā)生了變化，個人和企業(yè)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也大大增加。不過，假以時日，人們也發(fā)現(xiàn)，轉向GDP考核的經濟運行，也泛出“鋼鐵大躍進”的某種味道。變化的還只是考核的中心指標，還并不是考核機制。如果還是當期對上級負責壓倒了對人民、對未來負責的體制占主導，那么考核指標的變更頂多只是治標。

要解決考核體制機制的問題，不消說又需要新的（改革）政策。那么，是抽象的政策目標重要，還是具體的、可指標化的政策目標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