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華為奮斗者的精神感召任正非的家國觀念
《我的父親母親》是任正非的長篇回憶文章,這種情感真摯而濃烈的紀念文章,袒露著任正非的內心世界,用它來解讀任正非本人的精神向度,可能比其他任何講話與座談會紀要更有說服力。
任正非是這樣介紹他的父母的: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xiāng)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qū)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這里,任正非沒有使用更為確切的“中學校長”的職位來指稱父親,而是冠之于“鄉(xiāng)村教育家”;對于母親,則稱之為“園丁”。由此可見,他是頗以父母的教師出身為傲的。因此,在這樣貧苦的家庭生活里,任正非內心還留有這樣一種讓他感到可稱尊貴的基因。接下來,他簡介了他父親這名“鄉(xiāng)村教育家”的經歷——
爸爸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qū)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
由于爺爺的良心發(fā)現(xiàn),也由于爸爸的執(zhí)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于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xiāng)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xiāng)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于戰(zhàn)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后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yè)余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后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后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粉碎“四人幫”后,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這段文字,任正非把父親早年經歷描述得非常清楚,彰顯了一個愛國志士的形象。這一番描述,既有為其父親在之后的“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叫屈,同時也表明了任正非對于父親這段抗日救國的經歷深感為榮,如同他對父母身為教師而感到光榮一樣。
父母的教師身份,培養(yǎng)了他對教育的重視,華為發(fā)展后的社會捐贈活動,很大部分是面向教育領域的。但更加重要的是,父母的優(yōu)秀也讓他對自己的人生不甘于平庸。文章講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文革武斗時期,任正非扒火車回家,半夜才見到了父母,第二天清晨臨走之時,父親脫下腳上的舊皮鞋交給了他,囑咐他要學習知識,不要隨大流,“學而優(yōu)則仕是幾千年證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懷抱對父母的驕傲和溫暖,任正非文革武斗正酣之時,埋頭于學習。他不僅學習實用的數學和外語,還學習了幫助他思索人生的哲學、邏輯學。
任正非是家中老大,在兄弟姐妹眾多的家庭里,長兄如父的概念甚于一般家庭。作為長子,任正非需要為父母分擔家庭壓力,照顧更為幼小的弟妹,這種深深的責任感,是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和父母的教育給予任正非的精神品質。文章里還提到,在三年困難時期,任正非一家九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資生活,生活十分拮據,而在他將要上大學時,母親卻給了他兩件襯衣,這讓他心里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這種長兄的心態(tài)在文章的其他故事里也有流露。任正非說,高考前三個月,為了讓他能安心復習功課,不至于餓到肚子,他的母親早上總會悄悄塞給他一個小小的玉米餅,“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起了巨大的功勞”。但“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