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第一場雪什么時候到來，天邊什么時候露出第一線光，嬰兒什么時候長出第一顆牙，邪惡的疾病什么時候爆發(fā)——

而我們什么時候會愛上一個人。 2003年春天的北京，非典來勢洶洶。

新聞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報道，令人膽戰(zhàn)心驚的死亡人數與日俱增，往日繁忙喧囂的大街小巷忽然變得寂靜無比，各大高校相繼發(fā)布停課的消息。

滿目所見皆是白色的口罩。封閉空間內的相處開始變得度日如年。人們互相投以警惕和不信任的眼神。乘坐商場內的電梯時，我不小心打了個噴嚏，身旁的陌生男人立刻驚恐地拿出手機來報警。

不曾身臨其境的人很難體會到當時那種壓抑而恐慌的氣氛——憂樂未知，陌阡不識，死生無常，人生如寄。那是我大學生涯的最后一個春天。這一年我大學四年級，無錢無男友無書可讀無班可上，可是身體結實，眼睛明亮，滿心理想。我只覺得青春揮霍不盡，前路又遠又長。

二十一歲的我擁有一個籌劃了四年之久的夢想。一個希望在畢業(yè)之前實現的夢想。一個幾乎被這惡魔一般的非典擊碎的夢想。

那就是西藏。我常常疑心“西藏”這兩個字本身就是某種具有神秘力量的咒語，否則如何解釋有那么多的人一聽見這兩個字就如癡如狂心馳神往？

我自認為有充足的理由向往西藏，比如少年學畫時不止一次地聽老師描繪過藏族繪畫中的奇特幻想與象征意味，比如第一次進雍和宮就完全被那種神奇的磁場深深震懾，邁不動腳步移不開眼睛，比如大學里因選修藏傳佛教而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深深折服于藏式的“依正不二”、“合和共生”的生態(tài)倫理智慧……可是這一切都抵不過最初聽見“西藏”兩個字時內心的震動。那是一種莫名的沖動和狂熱，就像唐三藏向往著可以獲取真經的西天圣地，就像海明威筆下的佛萊德里克向往著神甫那“晴朗干燥的故鄉(xiāng)” ……

然而非典的蔓延令我的西藏之行變得異常艱難。這艱難首先是心理上的——非典時期出行旅游屬于高危行為，因此我父母一定會擔驚受怕夜不能寐。再則北京的大學一所所相繼宣布封校，我的大學校園里也廣泛流傳著即將封校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