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辛格在2004年當選為總理時,很多人希望他能繼續(xù)推進改革。但事實上,他更多地成了一位名譽領袖,迎來了一場由全球而不是本地力量所發(fā)起的經(jīng)濟繁榮。有批評說他的低調(diào)和缺乏魅力讓他不能成為一位堅強有力的總理,但實際上他的權力非常有限。由于不具備獨立的政治根基,辛格把他的職位完全交給了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后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福利社會政策的支持者,對經(jīng)濟增長并無多大貢獻。辛格無法對產(chǎn)生極度自滿的政治階層和政治文化強行改革,他讓我想起了美國總統(tǒng)卡爾文·柯立芝,一位乏善可陳的領導者。他在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時期執(zhí)掌白宮,并沒有用他的權力來糾正不斷加深的錯誤,最終在30年代拖累了美國經(jīng)濟。作為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柯立芝獲得了“沉默的卡爾”(卡爾是“卡爾文”的昵稱)的綽號,而辛格也以沉默著名。一幅漫畫在印度瘋狂流行,畫中辛格坐在牙醫(yī)的椅子上,牙醫(yī)則請求他至少在進行檢查的時候把嘴巴張開。
與巴西的不祥聯(lián)系
印度的確有理由自信。從消費者擁有的電視機數(shù)量到馬路上的汽車,以及數(shù)量巨大并且還在不斷增加的年輕人群,印度在很多指標上非常像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中國在那時超過泰國,成為世界上經(jīng)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是要為印度拼出一幅與中國非常相像的畫面,就必須忽略很多不那么令人高興的部分。
中國并不是印度唯一的榜樣。從文化和政治上來說,相對于以計劃和控制為特色的中國,印度與陷入混亂和迷茫的現(xiàn)代巴西擁有更多的共同點。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以巨大的決心每隔四五年就進行新一輪具有標志意義的經(jīng)濟改革,而巴西的改革進程在20世紀70年代就停止了。從那時開始,巴西就從新興經(jīng)濟體的名單中被除名,并陷入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惡性通貨膨脹。
印度與巴西都是“高語境”社會?!案哒Z境”這個術語由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提出而變得流行起來,用來描述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人們富有情趣,喜歡熱鬧,輕易許諾但未必都能兌現(xiàn),對會議時間和最后期限有些隨隨便便。這些社會傾向于以家庭為中心,人與人之間建立起長期的密切關系,甚至擴大到直系親屬之外。在這種非常親近的環(huán)境中,很多東西都不言而喻,或者表達得非常簡潔,因為彼此的價值觀高度一致,有很多內(nèi)容從語境上就能被含蓄地理解了??陬^語言通常是辭藻花哨和含混的,道歉卻正式而冗長。與此相反,“低語境”指的是歐美等國,在這些國家中人們以個體為中心,介意隱私,更傾向于遵守時間安排和做出的承諾。人們常常四處奔波,擁有很多短暫的關系,從而依賴簡單、坦率的溝通,并制定規(guī)則來指導行為。從靠近瑞士北部蘇黎世附近的德語地區(qū)驅(qū)車前往靠近盧加諾的意大利語地區(qū),分貝突然提高,人們似乎同時都在講話,你會發(fā)現(xiàn)高語境和低語境社會在同一個國家得到生動體現(xiàn)。相對于德國人,印度人和巴西人跟意大利人更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