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不尋常，但又十分尋常：美國將這種風格賦予她的人民，而且一直如此。我父母用這種借鑒來的美國遺產、這種自我發(fā)明來養(yǎng)育我們，但這不是我們印度的遺產，那個他們大體上盡力維護的遺產。美國生活的這個層面，按照傳統(tǒng)印度價值觀是不允許的。父母教育我們像印度人那樣尊敬老人，像印度人那樣為家庭犧牲，不讓我們沾染美國的消費成癮。但是他們也反復教育我們要塑造自我，走自己的路。他們不像別的印度父母那樣強迫我們當工程師或醫(yī)生：這么做會剝奪我們的自由，而自由正是他們日益欣賞的東西。他們不會為我們選擇印度裔美國人青睞的數(shù)學和科學學校，而是提倡心靈解放、教授繪畫和歷史以及文學的私立學校，讓我們感覺自己有廣闊的發(fā)展空間，有好多種生活方式可以選擇，而這正是他們童年所欠缺的。高中時，我讀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沉迷于小說中誘人但前途并不光明的自我創(chuàng)造，這是其他印度父母萬萬不肯的，而我父母卻愿意花錢培養(yǎng)我的這種精神。

所以古怪的是，我現(xiàn)在反倒來印度重塑自己。這種命運無論是父母還是我都不曾想到。有時我想知道他們是否感覺被遺棄了，不僅是被我，也是被導致國家興亡的無形力量。我自己想過：如果他們是為我們離開了那片停滯的土地，如果他們是為我們在西方白手起家創(chuàng)造了新生活，如果他們克服重重困難，節(jié)衣縮食，做出犧牲只為讓我們的前途更光明，那么現(xiàn)在我又回到了這片他們離去的土地，這意味著什么呢？最初，我眼中的印度是陌生的：陌生的人群，陌生的措辭，探聽老家的問題是陌生的，對我的到來缺乏熱情是陌生的。我的老觀點還沒有變——印度是個讓人疲憊的經濟困難的國家，所以我只看到那些過去見過的東西。事實上，在麥肯錫工作讓我看不到印度的艱難困苦。過了一段時間，我感覺這是問題的一部分。在商業(yè)領域工作，我只能接觸事情的表面，不能深入并直觸印度的真實情況，而這些年來吸引我、激怒我、讓我蒙羞的正是這些東西。

后來，寫作被證明是一個更好的接觸方式。當然，我大學畢業(yè)后就將寫作夢想擱置一邊。但是在孟買生活一年后，我變得不安分起來，這個夢想再度萌發(fā)。從高中最后一年一直到大學畢業(yè)，我一直在為《紐約時報》撰稿，我珍愛這份報紙。大學一年級時，我曾嘗試以印度裔的身份為《紐約時報》撰寫稿件，但是沒有成功。在印度生活了一年以后，新的機會出現(xiàn)了?！都~約時報》全額收購了《國際先驅論壇報》，將后者變成它的全球版，要在亞洲地區(qū)招募新通訊員。我在巴黎和新德里參加過幾輪面試，又寫了一篇辨析“新孟買”（Mumbai ）和“老孟買”（Bombay ）名稱的實習稿，順利成為該公司現(xiàn)代在孟買的第一個通訊員。告別咨詢業(yè)，我一點兒都不遺憾。

我一下子投入到新生活中，成了一名新聞記者，比過去還要深入地接觸印度。書架上擺滿了關于印度的書籍，周末時我坐在床上看著十幾個選題，就好像它們本身就能教給我關于種姓、印度民主、克什米爾、最重要的實業(yè)家的東西。我開始學習印地語。我列了一張單子，把我認為應該認識的孟買人全寫下來，一個個地去拜訪。從我能找到的每一個人那里汲取選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