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他是個負責、愛家、愛孩子的好父親，認命安分。抗戰(zhàn)時，他隨政府到后方工作。二嫂在上海，急著想去。他來信說后方生活艱苦，要二嫂留在上海較妥，他一定潔身自愛，決不負她，要她放心。后來證明，他也的確如此。

他在郵局工作受到當局器重，被提升到郵檢部門，這在國民黨時期屬中統(tǒng)管轄范圍。因此，解放后，他有特務(wù)的嫌疑，雖被留用，只是作為一個普通職員在地安門郵局賣郵票。這也給了他讀書的機會。

二哥幼承家學，從小耳濡目染父親做學問，他又博聞強記，利用空閑時間繼續(xù)做起了學問。他的《人間詞話校釋》《南唐二主詞校訂》就如“錐處囊中”，終被學界認識。

然而1957年他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朋友欲辦刊物《藝文志》，結(jié)果被打成右派，郵局因此將他開除公職。

為了謀生，二哥只好四處找工作。這件事被愛才若渴的國務(wù)院古籍小組組長齊燕銘知道后，特將他推薦給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于是二哥進了中華書局文學組，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他只能當一名沒有名分的臨時工。

1960年前后，時值中華書局編輯的《全唐詩》進入收尾階段，二哥為該書審核標點。正好此時，二哥的好友詞學家唐圭璋編纂修訂《全宋詞》，唐先生當時在南京，有些資料不易取得，就寫信給二哥，請他在北京為《全宋詞》補充資料并審核全稿。二哥完成《全唐詩》后，遂接手《全宋詞》的校訂工作。

初識二哥的人，認為他不過從小受到父親的啟蒙熏陶，基礎(chǔ)厚實，但長期在郵局工作，學術(shù)上的成就不可能太高。但沒過多久，他深厚到令人吃驚的學識令編輯們折服了。可以不夸大地說，凡是有關(guān)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只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yīng)答如流。一句宋詞，他能告訴你詞牌、作者；一個宋人筆記的書名，他能告訴你作者、卷數(shù)、版本。有人戲稱他是“宋朝人”，他不以為忤，反而自得，以后還經(jīng)常自稱“宋朝人”。

在訂補《全宋詞》的四年工作過程中，二哥寫下了大量的宋詞考據(jù)筆記。當時的文學組組長徐調(diào)孚先生一再鼓勵他將這些筆記整理出來。

他用了一年的時間，終于整理出了二十余萬字的《讀詞識小》。內(nèi)容全部是有關(guān)作家生平、作品真?zhèn)?、作品歸屬、詞牌、版本的考訂，其嚴謹和精審，和任何一本高水平的詞學考訂專著相比都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