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典文論由“以心為主”出發(fā),進一步提出“心深”的概念。例如,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腦》(約1041)一書中云:“凡和歌,心深,姿清,賞心悅目者,可謂佳作……‘心’與‘姿’二者兼顧不易,不能兼顧時,應以心為要。假若心不能深,亦須有姿之美也?!边@里,藤原公任將“詞”由語言擴大為一種形式風貌,稱之為“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強調“以心為要”的同時,提出了“心深”的主張。此后,俳諧大師飯尾宗祇(1421-1502)在《長六文》中,從連歌創(chuàng)作的角度,提出了“心深詞美”論。他說:“若想作連歌,就要將古代心深詞美的和歌熟稔于心,并能隨口吟誦,自然就可得其要領?!透枋莿犹斓?、感鬼神之道,不走正直之途,必定事與愿違。故古人云:‘語近人耳,義貫神明?!嗽掚m深奧,但無論何人,只要用心至深,必能領受神佛之意?!碧僭魏惋埼沧诘o的“心深”的主張,與《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的“語近人耳,義貫神明”的意思完全相通?!傲x貫(貫字一本作通)神明”,就是講意義要深。“心深”與此前中國唐宋文論中的“意(義)深”、“旨深”等提法,也是一脈相通的。例如,唐代劉知己提出:“辭淺而義深”(《史通?敘事》),宋代王洙主張“意深而語簡”(《王氏談錄》),宋代陳巖肖主張“辭壯而旨深”(《唐溪詩話》)等等,都是相同的意思。不過,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深”字,是要求文學作品在“心”、“意”、“旨”方面要深刻,有深意,要凝煉、含蓄、蘊藉。相比而言,日本古典文論中的“深”則主要不是深刻之意,只要求和歌之“心”的表達不要太直露、太直接、太明白,不可一語道盡,而是要講究“余心”、“余情”,要有象征性,要含蓄、朦朧、曖昧、婉轉、幽婉、幽遠、幽深,用日本美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來概括,就是要“幽玄”。
“心深”的要求,在藤原公任的《和歌九品》中也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藤原公任以“心”為核心概念與批評標準,將和歌分為“九品”,其中包括“上品”、“中品”、“下品”共三品,這三品再各分三等,共九品,并結合具體的和歌作品加以評析。藤原公任所推崇的最高的品級“上上品”,其特點就是“用詞神妙,心有余也?!辈⑴e兩首和歌為例。例歌一:“只緣新春來,/云霧蒸騰,/吉野山面目朦朧?!崩瓒骸懊魇吵F中,/小島若隱若現(xiàn),/仿佛一葉扁舟?!眱墒缀透璧墓餐攸c就是“用詞神妙”,寫出了一種曖昧朦朧之美。這有助于我們理解藤原公任的“心深”之“深”所指為何。在藤原公任看來,“上上品”的和歌應該是“用詞神妙,心有余也”;“上中品”的和歌應是“用詞優(yōu)美,心有余也”?!吧舷缕贰钡暮透钁恰靶碾m不甚深,亦有可賞玩之處。”這三個品級都要求“心深”,而“中品”則對心之“深”沒有要求,例如“中上品”是“心詞流麗,趣味盎然?!庇小靶摹奔纯??!跋轮衅贰眲t是“對和歌之心并非完全無知。”而“下下品”則完全談不上有“心”了,是“詞不達意,興味索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藤原公任《和歌九品》以“心”與“詞”一對范疇來給和歌品級的思路與做法,與中國五代宋初時期的詩人文彧(生卒年不詳)的《文彧詩格》的思路與做法十分相似。文彧以“意”與“句”為一對范疇,將詩歌分為“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意句俱到”和“意句俱不到”四種類型,其中,文或所謂的“意”相當于藤原公任的“心”,“句”則相當于藤原公任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