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外婆的兩個女兒--我媽和九孃，在當知青。五孃在大渡河鋼鐵廠做工人。舅舅則是待業(yè)青年，有雙魯班手，依靠組裝自行車、收音機、小型機械過活。他們都有光明的前途。五孃后來入選沙灣女子籃球隊，打后衛(wèi)，勇猛精進，人稱“小老虎”；我媽媽回城進了牛華中學，當數學老師；九孃回城進了糧站，當職員；舅舅在80年代中期崛起，創(chuàng)辦岷江機械廠，成為方圓50平方公里內遠近聞名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

上世紀80年代，是我們家族的盛世。每到過年，老表們就從沙灣趕來，從五通橋趕來，從樂山趕來，從四面八方趕來，歡聚一堂。在外婆的老宅，我們坐在庭院里，吃壩壩宴，喝香檳酒，三五成群，杯碗狼藉。

團圓，團圓，團圓。團圓是少年時代我們在老宅里唯一能干的事。那時候親情都隨身攜帶，一遇到過年就掏出來點燃鳴放，也不上天，就在地面亂轉，炸開來，流淌的全是溫暖。

人必須到齊，缺了任一個，不論近親遠親，都覺得像是人斷了手指，樹傷了枝條，河流露出河床。

在那個年代，作為家族中的最長者，外婆不會吝嗇笑容、壓歲錢與勤勞--每次過年聚會的飯局，都是她在廚房里忙碌大半天搞出來的，蒸甄子飯，煮臘肉香腸，燉雞，燒魚，炒家常菜……每一道菜都香濃可口，每一粒飯都感情飽滿。

1988年，我父親在樂山專區(qū)醫(yī)院住院，我在外婆家住了大半年。晚上挨著外婆睡，冬天，她會給我弄好暖水袋，塞到我腳下。我喜歡用腿拱起被子，她就過來幫我放下腿，叮囑我不要“立簍子”，這樣會漏風，容易感冒。

每天早晨，外婆給我兩毛五分錢吃早飯，一般只用得了一毛錢，如果吃正味軒的燴面的話，或者一毛五，如果吃黃孃的豆腐腦的話。節(jié)約下來的錢，攢到五塊，我就交給我媽。我媽答應攢到100，就還我150。這么看來，從小我就具備資本主義新教倫理，可惜長大后卻遭魏晉風度奔襲。

外婆不識字，沒法看我作業(yè)。她不善言辭，開家長會，老師說我調皮搗蛋，寫作文嘲笑女班主任長得丑，她就急得滿頭大汗，說不出話來。

1989年我搬到五通橋住，從此離開生活了十多年的牛華鎮(zhèn)。走之前我聲稱有三樣東西最舍不得，五眼鐘山的官司草、辜老師（小學時我的班主任，對我極好，喊我幺兒，是最早發(fā)現我有寫作才能的老師）、史宣仲（發(fā)小）。當時我竟然沒有把外婆算進去，不過也許這是因為我覺得外婆不單屬于牛華鎮(zhèn)，她跨越地域、超脫時間，永遠都屬于她的外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