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來到北京開始讀研究生，那時，各種思潮混亂而活潑，充滿禁錮而又沸騰喧囂。我們雖然還無緣捧讀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但是我們每日在瘋狂地掃視著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尋著“文化大革命”時期高干享用的灰皮書、白皮書。借此，我們認識了布萊希特、卡夫卡、小庫特馮尼格、雷蒙·阿隆、薩特、卡繆、尼采、海德格爾、托馬斯·庫恩、費耶阿本德，討論著《一八四四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時期的馬克思。我們設法觸摸西方經(jīng)濟學那《看不見的手》，我們在崇拜科學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歸于一個焦點：探尋中國社會《在歷史的表象背后》的線索，那時候我們秉持著一種受虐的恐懼和臣服，認同了對中國歷史那“超穩(wěn)定結構”的闡釋話語。

《別人的生活》描寫的是1984年的東德，從這種社會氛圍中，我們看到恐懼、權力和無情的干涉都還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續(xù)，但是從這個國家機關餐廳里的政治笑話，從大家對待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話的態(tài)度，我們看到圍墻已經(jīng)坍塌了。準確地描繪這個社會氛圍對這樣一部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電影十分重要，它給定了主人公們活動和選擇的富有質感的環(huán)境，也給定了他們做出選擇的境遇。這個境遇決定了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自由和責任都比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要大大增加。這也是給他后來能夠稍微冒些許危險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個可信的、具體的社會現(xiàn)實關系。

影片描寫的是后極權主義困境下的艱難和自由。這框定了主人公行動的危險和可能性，也決定了他們的自由和責任。這個餐廳里大家一起說的笑話具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意義，有了它，我們知道那已經(jīng)不是一個不跟著走就要掉腦袋的時代，而是一個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賄賂、彼此糊弄和蒙騙、只管錢袋不管腦袋的時代。在這個笑話事件的過程中，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一直在場，他無言地看著這一切。后來，他由同情作家和作家的同居女友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轉移打字機是冒險的。因為任務沒有完成，他受到的處罰是被派去拆百姓的信件。我們看到，在這個后極權主義社會個體的危險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經(jīng)常被人們忽視的是：在這種社會中，我們行動的責任、對我們過一種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為，我們行動的責任與我們生存的自由空間是成正比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