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是如何謀生的，就可以從演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些觀念。在密切合作的拉馬萊拉捕鯨人當中，人們給予的數(shù)量多，是因為他們對于分享的概念來源于捕鯨活動，捕鯨的成果是由村里所有人共同分享的。相反，更加依賴個人的社會，如以獨立的家庭單位實行刀耕火種的瑪琪根咖人，在給予上就不那么慷慨，而且也更愿意接受西方人不愿接受的分享比例。

在讀到這個有趣的研究時，我們會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通過合作捕鯨生存的人比個人主義社會只管自掃門前雪的人更慷慨，這再正常不過了。同樣，在現(xiàn)代地緣政治中，不同的社會對于公平的理解也不相同，例如美國和中國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理解就很不一樣。即使在西方社會內(nèi)部，公平的概念也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情況下人們對公平的定義也有所不同。如果你中了彩票或者玩二十一點贏了大把鈔票，除了你的親友，其他人不會期望你與他們分享這筆錢。但如果你通過努力工作掙了錢，每個人都會期望你通過所得稅的形式將其中一部分分享出來。這無法從理性的角度解釋，但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就很正常。

有時候，做一個社會性的動物并不容易，我們必須按照各自社會的風俗和準則來作決定。反過來，我們的決定也會影響整個群體：很少有個人的決定沒有連帶效果。如果我們?nèi)匀皇枪陋毜脑紕游镆苍S會更好，這樣我們只需要偶爾聚在一起吃吃飯做做愛，然后又回到林子里去，幾個月也不用再出來。不過，孤獨的個人少之又少，因為要生存，我們就需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幸好，有了每個人社會性的大腦和社會的集體思考，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做到這一點。這將是下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