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是1964 年的夏天，大熱的天氣！每天做幾個說明書，就這個題目做說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從材料出發(fā)來排隊，按照次序來。你比如說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個什么問題。因為歷來我們知道一個問題，從《輿服志》來說，歷代的《輿服志》按說是最多的。中國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間，每一部史都有《輿服志》。談到這個禮服的還有《儀衛(wèi)志》，談到音樂的《禮樂志》，談到軍隊的《兵志》，談到兵的組織的，非常的充分?？墒沁@些東西沒有用處，你挖出來的不是這個東西，你怎么解釋呢？所以我們現(xiàn)在的一個方法，從唯物出發(fā)，先把材料攤出來，就我們所理解的做一種解釋，再來聯(lián)系起來看問題。一看問題提出來了，不理解的拿文獻來證它，文獻是這么說的，這個是這樣說的，至少是先知道個問題。文獻說的多半屬于禮儀的、禮節(jié)上的，實際上任何一代都不會是受禮儀所拘束的，總是突破了這個。他有各種突破的原因，他錢多一點他可以超過，他吝嗇一點他可以不足，他子孫揮霍的多一點他就埋的多一點。他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往往就補充了不少的知識，我們從這里頭一次就占了相當大的分量。

我們本來預備是做十年做十本書，使這個問題比較明確地得到解決?？墒俏业闹R有限。我們知道就在1964 年年終，差不多一年，還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樣本搞出來了。主要的貢獻是來自他們美工人員，他們有幾十年的經驗。我的解釋呢，就是這個花紋反映到這上面同文獻上有什么矛盾，啟發(fā)了我們什么，不決定它文獻上說什么，現(xiàn)在這是什么，那個文獻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點雜知識，到博物館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點，特別是做說明員的這三十年的考驗。因此，這樣的常識上的習慣就引申的比較多。

這本書剛剛預備印，“文化大革命”來了，當然就擱下來了，它不僅是擱下來了，還變成了歌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別抱歉，支持我的齊燕銘先生，特別把他綁起來到我們歷史博物館的小禮堂大罵了一天。那么他呢，曉得我——從紅衛(wèi)兵小將中間有知道我身體的人，曉得我心臟有病，他就讓我陪批斗，綁到隔壁房子里聽，整整地罵了他一天。罵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為大多數(shù)人都沒有看過這本書，大多數(shù)人也看不懂這本書，因為它寫的專門問題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說商朝，一共有三十多個人的樣子，你擺到那兒，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來的樣子。那個是挖出來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亂罵了，罵了一整天，上、下午，七個多鐘頭，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齊燕銘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國政協(xié)談話當間，碰到一起，還問到過我這本書，說你那本書怎么樣呀，還沒出來呀，怎么樣？結果他不幸過世了。

這個時候我有機會見到了劉仰嶠先生，他是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秘書長）。他就把我調到社會科學院里來完成這本書，主要完成這本書，幫我配了很好的人力還有物質條件，中間一個，就是挖馬王堆的那個王孖同志?？上裉煊惺虑闆]有來，這個同志對挖馬王堆是非常有貢獻的，他親自把馬王堆這個老太太的衣服剝掉，一件一件地剝下來。因為他搞這個工作，在科學院里面修復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復，專修這個，現(xiàn)在再修這個。我想把他當正式助手（那時王孖先生的調動手續(xù)還未辦完），這是不行，科學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實上，我的工作呢，因為快到80歲了，很快要把這個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強。其次一個叫王亞蓉，這本書要是出來以后，小圖大家看來要還滿意，大部分是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