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里多的辭職以及董事會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勢不可擋。為了適應這次接管，社團的章程體制都被重寫，這一進程快得幾乎像報復（里多）一樣，再一次強調了它游說和籌款的行動。標準公司（Standard Corporation）的總裁（同時也是“外行團隊”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亞當斯（Jim Adams）為協(xié)會草擬了新的規(guī)則，對于一個科學團體來說，這一新規(guī)則恐怕非同尋?！拔瘑T會不應該容納四名以上專業(yè)人士和科學家，首席執(zhí)行官應該是非科學人士?！?/p>

在這兩句話中，亞當斯簡述了美國癌癥協(xié)會發(fā)生的非凡改變。這個社團當時是一顆高風險的重磅炸彈，由一幫“外行”積極分子帶頭籌款，為醫(yī)學運動展開宣傳。拉斯克是這個集團的中心，它的核心動力、 它的“女王蜂”。這些積極分子被媒體稱為“拉斯克派”。這是一個令他們驕傲并欣然接受的名字。短短五年，瑪麗·拉斯克就使癌癥社團起死回生。她的“短期壓力團隊”則開足了馬力。拉斯克派如今有了更長遠的目標：國會。如果他們能得到聯(lián)邦政府對抗癌斗爭的支持，那么他們的戰(zhàn)役規(guī)模和領域都會以幾何級數(shù)增加。

乳腺癌患者和抗癌活動家，羅斯·庫什那曾滿懷敬意地寫信給瑪麗·拉斯克：“您可能是第一位注意到，為了維持在實驗室和醫(yī)院的戰(zhàn)斗，抗癌戰(zhàn)爭必須首先在國會的支持下進行的人。”但是拉斯克靈敏地抓住了一個更加重要的事實：這場戰(zhàn)役在被推送到國會之前，必須首先在實驗室打響。不過，她還需要一位來自科學界的盟友，發(fā)起一場募集科研經費的戰(zhàn)斗。在眾多廣告商和游說者之外，“抗癌戰(zhàn)爭”還需要一名來自科學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醫(yī)生。這個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優(yōu)先考慮政治的本能，又要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還要擁有無懈可擊的科學權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專注于癌癥研究，但又愿意從這種專注中站出來，在一個更大的、全國性的舞臺上奮斗。這個角色的人選，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選，非西德尼·法伯莫屬。

事實上，他們兩人的需求珠聯(lián)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游說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學戰(zhàn)略家一樣。就像是兩隊旅者的相逢，每一隊都帶著另一方需要的半張地圖。 20世紀40年代晚期，法伯曾在華盛頓與瑪麗·拉斯克有過一面之緣；這之前，法伯剛剛憑借葉酸拮抗物的研究，在國內名聲大噪。1948年冬天，就在法伯關于葉酸拮抗物的論文發(fā)表之后沒幾個月，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所長約翰·赫勒（John Heller）寫信給拉斯克，向她介紹化學療法的理念，和提出這一理念的波士頓醫(yī)生。化學療法是一種能徹底治療癌癥的化學方法，正如紀念醫(yī)院的腫瘤學家達斯提·羅茲（Dusty Rhoads）形容的那樣，是“癌癥治療領域的青霉素”。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拉斯克。到50年代早期，她經常寫信給法伯詢問這些藥物。法伯的回復洋洋灑灑，詳細解釋了自己在波士頓所取得的進展。他把這些信件稱為“科學論文”。